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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艰涩的概念，没有深奥的思辨，但充满了张力的思索，思索背后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的精神遗世独立：直面现实的反思，直面生死的拷问，纵横古今中外的深入探究，关乎道德，关乎精神，关乎艺术，关乎伦理，关乎我们的生命…… “在张力中思索”，作者如是说：这张力，一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张力,也就是在最高深的哲思和最现实的当代生活两极之间求索;二是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中生存.这两种张力使我们获得向前继续探索的动力,使我们的当代生活富有活力;而失去这种张力只能堕入颓废和衰亡。 作者游刃有余地将哲学诸多命题融入当下生活之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因而本书兼具哲学命题读本之学术性与思想读本之启发性的双重价值。 前言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讲演录，是我在东南大学的三次共八场讲演的录音整理稿的集结，内容包括中西艺术精神、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普世价值和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比较。东南大学历来强调对工科学生进行文化素养方面的薰陶，而这种薰陶，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西文化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距离最遥远、性质最不同的两种文化，正因为如此，这两种文化的比较是最具启发意义的。1840年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把我们人性中最深层次的根都展示出来了。我们通过中西比较，能够最透彻地把握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柢，同时也最透彻地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柢。这样，我们也就最透彻地把握了人性的根柢。真正对人性的深入了解必须在一种巨大的张力中才能做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 另外一种张力就是古今的张力。古今之争就是要不要现代化、要不要发展之争。国内外都有人认为，现代化、发展，这都是一些过时了的概念，有的国家（如波兰）甚至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我们可以羡慕他们，却不能够学他们，因为中国太大了，也太特殊了。在中国，不发展确实就是死路一条。也许一百年以后，当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特别是人的观念完成了现代化以后，我们可以像波兰一样，回到古代理想的生存方式，那时我们已经有了返回的本钱了。但现在不行，不仅是客观上做不到，而且主观上也不应该。现在的复古绝对是社会的倒退。 第三种张力是理想和现实的张力。现在一些人抵制普世价值，拒斥西方文化，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合国情”，并认为所谓普世价值也不过是西方人的“国情” 而已。这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当它听说外面的世界后，就想象那个世界也不过是另一个井口而已一样。但他们恰好忽视了最重要的现实,这就是发展着的现实,忽视了最重要的“国情”，这就是躁动着的新国情。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理想已经明显不适合于今天的国情了，虽然它在几千年的传统中成为根深蒂固的国情，但现在已经远离了国情。相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在今天虽然还被以种种借口加以贬低和排斥，倒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现实的作用,被维权者援引来处理各种现实的纠纷。当然，这些价值观要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还需要时日，但现在谁都可以看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汇入国际普世规范的大环境中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弘扬不是口头上鼓噪和宣传的事，而是需要身体力行地进行理论上的创造，中国文化有多大的生命力，就看她能否雍容大度地吸收异己文化的因素来营养自身，通过新陈代谢而排除毒素，更新自身。我把这叫做“新批判主义”，并认为这是整个21世纪中国人所必须完成的一件世纪工程。 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反思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问题，可能是在座的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还出版过专门有关这个问题的杂志《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管你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关心。今天我要谈的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为什么要反思？这个问题尽管已经谈论了这么久，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且还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误解。就是说，中国进步到现代化的历程，从满清倒台、甚至从满清倒台以前戊戌变法的时候起，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了，只有现在这个二十多年才慢慢地开始上了一点正轨，但是现在又有人提出来，不对，这个路不是一条正路，还是得寻找，这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样才是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文化走上现代化的一条正路？这个问题如果不多加反思的话，那我们确实就会像有些人说的，要么就是走了一大圈，发现一开始就走错路了，要么就是在犹豫中间耽误了时机，时机一去不复返，我们后悔莫及。所以应该进行一种全面的反思。这种全面的反思我想就这几个题目谈一谈，一个是：什么是传统文化？我们在今天、在当代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第二个方面就是：到底如何理解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我们到底搞清楚了没有？最后我想谈一点，就是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一、 什么是传统文化？ 在当代，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时代。这个判断应该大多数人 都能够接受。我们几千年以来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当代已经走向了衰微。当然文化走向衰微，国家并不见得走向衰微，在这种文化衰微的处境之下，国家反而在振兴。这个方面我们暂时不谈。总而言之，传统文化走向衰微，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到处兴起的“国学热”，以及回归传统的呼声，恰好反证了这一点。如果传统文化不是面临危机，而是在那里很健康地活跃着，那又有什么必要去鼓吹什么国学热呢？据说人大还办了国学班，办起来了没有，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提倡要“读经”，从小学、幼儿园起就要读三字经，大概现在很多幼儿园已经在读了，小学是不是在读，不太清楚。那么这种呼声恰好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越是鼓吹什么，就说明这个方面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传统文化衰微的事实，是不是说明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就不起作用了呢？那倒不是。这种衰微只是说明了人们对它的态度，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它奉若神明，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已经对它不屑一顾了。传统的老一套讲了几千年了，今天还在讲，那能说服人吗？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态度已经大变了。但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东西，至今还在死死地拖住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而且比任何以往的时候更加赤裸裸，更加无耻，更加光明正大地就是要拖住你的步伐，不让你前进。不要以为传统文化现在就已经没落了，就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就全盘西化了。我们用的东西都是西方来的，我们的科学技术都是学西方的，是不是我们就全盘西化了呢？远远不是这样。哪怕你能唱外语歌，能说一口流利的洋话，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障碍，但是你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传统的包袱是巨大的、沉重的，决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现在我们一谈传统文化，马上就想到儒家的礼教和道德，其实这是片面的。我们谈传统文化不能只讲儒家，当然儒家在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但是还有别的，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等。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层面，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是一层窗户纸，它低下隐藏着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儒家文化它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所以它只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名分”。儒家不是讲“名教”吗？你要镇压也好，你要控制也好，你要专制也好，你必须师出有名，得有个名分。否则的话你凭什么让人家服从你呢？所以儒家学说它就是起这样一个名分的作用。鲁迅先生讲过，我翻开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看了半夜，看出底下只有两个字，就是“吃人”。吃人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名分呢，就是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来掩盖吃人的现实。谭嗣同也说过：“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的政治体制都是秦始皇的政治，别看他们说得那么温文尔雅，都是专制暴政，都是大盗巨匪；“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就是儒学，儒学的一个支脉，比较接近于法家的一派。“乡愿”是什么呢？就是伪善，伪善之徒。秦政和乡愿这两者相互勾结，相得宜彰。秦始皇的暴政还没有看出儒家学说的重要性，还要焚书坑儒，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方面才磨合成一体了，从此以后就走上了狼狈为奸的正统之路。这就是谭嗣同所说的：“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毛泽东也有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百代都执行的是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所以文革的时候要为秦始皇翻案，要美化秦始皇，说他搞的这一套就是好，就是能够使国家强大，就是能够使国家稳定。这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文化革命搞的就是传统文化，虽然它表面上要批判传统文化。讲传统文化你不要只看那些表面的东西，只看那些写在纸上的、说在嘴里的东西，而要看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专制。传统文化的根，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专制主义，儒家文化只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块遮羞布，一种粉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断裂过，只是有时变换一下名分。比如秦始皇就不用儒家的名分，他用法家的。汉代以后统治者认为还是用儒家的名分更好，两千年都是这样沿用过来的。到了文革又不用儒家的名分了，重新启用法家的，把它打扮成“阶级斗争”的名分。当然这个“阶级斗争”是歪曲了的，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加以歪曲，但是对人的控制和集权是一样的，几千年一贯。所以文革以后，目前这种传统文化的回归热实际上并不触动政治体制，而仅仅是在名分上要求回到儒家的名分而已，回到儒家的道德伦理。但是人们没有看到，儒家的名分其实是最适合两千年以来的专制统治的，它能够使专制的统治变得最为可爱，你受了它的统治和压迫你还心服口服，甚至心满意足，你觉得“此生足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传统文化，关键就在于要澄清儒家文化和专制体制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当然历来儒生、士大夫与专制体制、特别是与皇帝本人，都有一些人好像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盲从，而是“从道不从君”，我服从天道，但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也有一些“犯颜直谏”之士，在皇帝面前我也敢提意见，提了意见你把我杀了好了，抬着棺材去进谏，叫做“棺谏”。从人格上来说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对这种人也还是很佩服的。但是那只是对皇帝个人而言的，这个皇帝昏庸，不接受意见，那么我就要对他加以针砭，对他提醒。对皇帝个人这样，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一个专制体制，这个体制有一个皇帝高高在上，所有其他的人令行禁止，一切都有秩序，老百姓也没有造反的，这就叫天下太平。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个体制才是天道，而皇帝他只是“天子”而已，天道的儿子，天道的儿子难道能够不服从父亲吗？所以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天道的代言人自居，来给皇帝提意见，虽然他们的个人人格往往表现得正气凛然，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垮台。现在有人以为儒家讲“民本主义”，像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最“贵”的，以为这就是“民主”。民贵思想是不是就是民主？“民本”是不是就是民主？民贵，对谁贵？民本，是谁的本？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是谁的舟？这是不是就是“以人为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是不是就是自由独立精神？我们要看它的根，不要看他说出来的话，要看他最终是为了什么。归结到这一点上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的，所有这些东西最终是为了维护那个既定的天道，也就是传统专制体制。所以对儒家士大夫来说，谁来当皇帝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名分，有一套等级关系，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千载一贯，不能改变。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至于哪个来当皇帝，今天是姓李的，明天是姓刘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朝代不断地更替，那是天命，不可违抗。一个王朝气数尽了，它就要被另外一个王朝所取代。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到时候要及时地改变自己服从的对象。但是这个体制不能变。所以哪怕是异族统治者，比如说满清统治者当了皇帝，那也不要紧，只要他按照儒家一套体制来统治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就认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舞台上、屏幕上到处都是那些拖着大辫子的“奴才”在那里晃来晃去，还有一些皇帝，那都是些英明的皇帝啊！这个对儒家士大夫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一旦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要引到中国来，那就不行了，因为它要改变我们的体制。西方的自由平等，法制思想，进入到中国来，那就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慈禧太后当年所坚持的一条原则，她之所以不愿意改革，就是死守着这一条，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后来她吃了大亏了，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来，她自己也逃出北京，等她回来，回到北京要开始搞变法的时候，时机已过，最后搞不成了，被推翻了。 同样，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传入中国，也受到了极大的抵制，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体制不相容。虽然皇帝已经被推翻了，但是传统的一套东西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五四的精神虽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只是昙花一现，马上就被拒斥，被歪曲，一直就被歪曲，后来就被放在一边。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叫做“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当然这个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新的一套还没有立住脚跟，要完成救亡这样艰巨的任务，还得靠旧的一套、专制的一套来组织起民众的有效的力量。当然比以前有所放开，但是基本上启蒙的理想从此被搁置而且越来越淡化。从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直走在一个启蒙理想越来越被拒斥的过程中，一直到文革，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拒斥。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呢？文革就是拒斥西方思想的最彻底的一次运动。文革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嘛，但是反得最彻底的其实就是“资”，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也就是“修正主义”，也是因为它靠拢西方的东西，向西方妥协，所以要反。而反对“封建主义”，虽然也有批判儒家的运动，“批林批孔”，但是反儒家的人本身就是儒家，是用儒家来反儒家，用法家来反儒家。法家其实就是儒家的“里子”，儒表法里嘛，法家和儒家是相通的。文革表面上反儒家，但它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忠”字，跳“忠字舞”，表忠心，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个人，这不是儒家是什么？“忠”就是孔夫子提出来的嘛，“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所以儒家和专制体制其实是分不开的，现在很多人想把它们二者分开来讲，讲儒家，专门讲儒家里面的道德的那一部分，而把里面讲政治的那一部分撇开不讲，那是分得开的？在中国，你要讲道德，你就要讲政治；你要讲“修身齐家”，你就要讲“治国平天下”；你要讲“内圣”，你就必须要讲“外王”。这是分不开的，儒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儒家的本事就在这里，把内圣和外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鼓吹儒家思想可以作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原则，然后在社会政治方面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和法制，这是现代新儒家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实际上这必然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试图从儒家中“开出”一种现代民主法制，那是不可能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法制思想完全是两码事。什么是“民本”？民本就是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不要做得太过分了，要体贴人民的疾苦，要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生存的权利，不然的话他们要造反。这是对统治者所讲的一番话。但是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人民自己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治理自己，表达自己的意志。没有一个专制者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什么自由，“只给大多数人自由，不给少数人自由”，这是中国式的说法。自由是你“给”的吗？每个人都生来自由，不是谁给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儒家思想抱有幻想，是不是从中可以开出现代民主法制来？儒家的这种宝贵的东西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要加强，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开始读经。这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反启蒙运动，目前可以说已经达到甚嚣尘上了，到处都是反启蒙，回归传统。就像一个人得了病，不去吃药，拼命地回想自己过去为什么没有病，我现在就去吃过去没病的时候所吃的东西，能够把病吃好吗？还得吃药、打针，才能把病治好。所以传统势力如此强大，这种沉重的包袱简直可怕，死人拖住活人。改革开放刚刚迈开了一步，人民生活刚刚有一点起色了，于是又要回到几千年以前的那样一种腐朽了的传统里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幸好听他们这一套的人还不多，特别是年轻人，不信他们的说教。有个别的人可能觉得他们说的还有一点魅力，受他们诱惑，但是大部分人不管它，我们现在享受我们当前的生活，很多东西是西方来的。当然其中也有些崇洋媚外的，我们暂时不管它，但是至少传统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人了，不能够吸引大多数年轻人。 这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估计，我这个估计在目前国内是比较孤立的，现在大家一个口径就是要回归传统，要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不知道有什么“优势”。这是大部分人的趋势，小部分人还在那里嘀咕，而且也开始把自己的启蒙观点加一些修改。这叫做“对启蒙的反思”，明明是不反思，却自称为是“反思”。原来是坚持启蒙思想的，现在也开始在那里怀疑动摇，觉得这个启蒙是不是还是有些毛病，应该反思一下。启蒙本来就是促人反思，现在我们的反思还没有彻底，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只在表皮上滑了一下，就要对这种反思加以“反思”，其实只是一种习惯的惰性而已。我们近百年来一直是这样，稍微有一点反思，就受不了了，就要对这种反思再“反思”一番，以便中止反思。如果真要反思启蒙，就得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一直不敢真正的启蒙，我们对启蒙还有哪些误解，哪些没有吃透的地方。我们的启蒙一开始就中了传统的毒素，就变了味，变了质，这倒是应该反思的，但决不是要回归传统。这就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估计。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来看一看。 二、 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大家现在已经公认了，不是什么船坚炮利，也不是什么经济、技术方面，当然这 方面有一份子，但是不能归结为这方面。也不是人民生活的改善，达到了温饱、小康。现代化最主要的是人的素质，是人的素质现代化了，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科技、经济、政治民主，都会有。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表面文章做得再多，也不叫现代化。现代化在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水平是否有了提高，人的自由水平是达到现代化的标志。达到这样一种标志在西方也经过了一个过程，我们讲现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因为西方人比我们先进入到现代化。所以一提现代化，一提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就认为是西方人的标准。我们有些人，有些所谓的学者，利用我们民众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来抵制现代化，说那是西方人讲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讲自由民主就不是中国人了，你难道想做个西方人吗？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天生地该做奴才。这是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实际上现代化在西方也是他们争取得来的，并不是西方人从来就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这些价值。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宗教统治，都没有现代的西方价值。他们通过多少代人的流血牺牲才争取到现代的价值，他们本来是没有的。所以你不能把它看作是西方人的，它不是西方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东西。西方人通过奋斗争取到了人类的这种更高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向他们学习，并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人类的更高发展水平学习，我们是自己努力把自己提高到人类的更高的发展水平上来。这就是现代化的实质。所以现代化跟非现代化或者前现代化的区别，不在于西方和中国的区别，而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本身，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等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那些巨人们才开始把这些价值建立为西方人的价值观。 所以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是说从15世纪以来，或者18世纪以来，我们就进入到现代了。如果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现在已经21世纪了，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现代化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西方或者东方；而是人的发展层次的概念，人的素质、自由的层次的概念。我们今天不能说没有自由，但是自由有它不同的层次，我们的自由的层次还有待于发展提高。我们的自由还是传统的自由，还不完全是现代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毕竟西方率先进入到了现代化，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就要学西方。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存在什么价值判断，说什么西方就是高层次的，我们就是低层次的，不是这个意思。西方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追求到了高层次的普遍价值，那么我们东方人也有权利去追求。不能说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追求，那是西方人的专利，我们不能接受。凡是这样说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现在的那种低层次作辩护。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民主和科学。但是民主和科学是不是就可以代表现代化呢？当然一般说来可以代表现代化，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表层的体现。那么，深层的体现是什么呢？深层的体现在民主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自由，在科学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理性。五四以来我们强调民主和科学，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在民主和科学底下有两个哲学的根基，那就是自由和理性。民主底下是自由，也有理性，所以我把民主称之为“理性的自由”，用理性来规范的自由，那就是民主；科学呢，我把它称之为“自由的理性”，科学是自由研究的，要有自由的土壤才能产生科学，但是科学本身是理性，这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不同于单纯的“科学技术”，就因为技术是不自由的，或者与自由不相干的，科学则是自由的。我们今天一讲科学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精神，这是对西方科学的一种误解。同样，我们把民主理解为没有理性的“大民主”，一种狂热的乌合之众的“民主”，如文革中所表现的，也是一种歪曲。民主是理性的自由，你用理性规范自由，那就是民主，就是法制。但是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清楚的理解这一点，人们把民主就理解为只是开国会，少数服从多数，科学就被理解为技术，引进船坚炮利，办实业。当时鲁迅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反对开国会，认为国会就是一帮子人在那里谋利的场所，各自捞选票，贿选，愚弄大众，乌烟瘴气。鲁迅也反对物质主义的“科学”，主张尼采的“摩罗诗力”，认为“首在立人”，建立人的自由意志，张大个人的精神力量。科学也好，民主也好，都要建立在独立的“人”的基础上，否则科学会成为物质对精神的压迫，民主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西方的好东西拿到中国来就“逾淮为枳”，变味了，其原因就在于“人”没有立起来，实际上就是自由和理性没有立起来。 所以，一旦我们的思考深入到自由和理性的层次上，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时代问题的出现，民主和科学就被抛弃了。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从理论上说这个是不成立的，救亡为什么一定会压倒启蒙呢？启蒙不是可以解放人的个性，使人民大众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不是有利于团结救亡吗？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吗？之所以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为什么五四的价值被抗日战争所抛弃，就是因为中国的土壤还是传统的，还必须采取传统的方式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所以不管是国民党也好gcd也好，在救亡时期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抛弃了自由主义，不要讲什么自由。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反对自由主义”，蒋管区也讲要以“大局”为重，大局就是抗日救亡，不要讲什么个人的自由。再一个就是不准讲真话，抛弃了理性，不要去追求什么真理。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种反对自由主义和不准讲真话在抗日时期成为了当权者的一个传统的基调，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传统，而是中国历来的传统，中国历来都不准讲个人自由，不准讲真话，不准使用你的理性。所谓启蒙就是使用自己的理性嘛，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就是这样的，你要大胆使用你的理性，走出受监护的不成熟状态。经过抗日以后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对于五四来说是一个倒退，这个倒退从五四以来一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我们倒退到秦始皇去了，倒退了两千多年。 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走了一大段弯路，30年啊！30年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起来干什么呢？封闭起来既然没有别的东西进来，那我们就是按照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惯性在搞我们自己的事情，所谓“自力更生”。30年靠我们的传统来自力更生，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文革。所以改革开放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浪费了30年的时光。当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谈不上“浪费”了，我们交了“学费”，得到了教训。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想把这个教训把它忘掉，我们30年的血泪都白流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对外开放，当然主要是向西方开放，否则我们早就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开放了，我们对第三世界一直是开放的。现在要说对外开放，就是要对西方开放。那么到了80年代，我们提出了“新启蒙”的口号，这时启蒙的价值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新启蒙只不过是把五四时期的启蒙口号和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重申。当然比五四的启蒙要更加深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从文学艺术方面还是从思想情感方面我们中国人跨进的步子相当大，当时不断地有外来的新思潮涌入中国，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精神。这个西方的精神无非是两条，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最近巴金老人去世了，昨天发布的讣告。巴老在他的《随想录》里面作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他忏悔的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他讲要“说真话”，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必须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只有具有自由精神你才敢于说真话，只有有了理性精神你才能说出真话。所以巴老的忏悔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觉醒。国家要现代化，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现代化，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士大夫，你这个国家怎么现代化？必须有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但是，80年代一晃就过去了，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知识分子追求经济利益，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渴望堕落”。90年代是这样一种风气。于是有的人就不满了，提出来讨论，人文精神的问题，搞了好多年。但是各种各样的检讨，很多人都把它归结为西方思想的侵蚀，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侵蚀。当然不全是这样。但很大一部分人怪罪于西方文化，或者怪罪于现代化。我们人文精神失落了，好像我们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有人文精神的，所谓“失落”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从前已有的东西失落了，好像两千年以来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很不错的，唯独到了今天堕落了。为什么堕落了？那不就是因为西方文化进来了吗？西方文化把我们的传统道德冲得一塌糊涂，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了，这才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那么在这种基本的估计之下，很多人热衷于引进后现代思潮，引进文化相对主义，否定启蒙，否定社会进步，否定历史。认为没有什么进步不进步，我们以前过得很好，一直都不错，我们现在回到过去也可以的。当然有些东西要把它去掉，比如裹小脚啊，皇帝啊，可以不要；但是其他东西都是不错的。这就是90年代的一股思潮，复古主义，回归传统，恢复旧道德。既然现在没有道德了，大家都是物欲横流，大家都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了，整个社会都没有规矩，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力。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旧道德恢复起来，以挽救时势。 其实这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旧道德肯定是恢复不了的，今天每一个明眼人心里都明白，旧道德你要在今天的社会上恢复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个别的知识分子可能做得到，比如说蒋庆，他就是一个在现代公开宣称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而且身体力行的人。也许还有其他少数人能够做到。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道德的公认的标准扶持起来，那是没有希望的。那么问题是当你这样提倡的时候，你并不能恢复旧道德，但是你所起的作用有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拒斥新道德。旧道德又恢复不了，新道德又被你拒斥了，那这个社会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看清，旧道德的沦丧它实际上是旧道德的自然的沦丧，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这样的。为什么会沦丧，因为它已经有几千年了，太老了，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比如说对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开放过；再就是几亿农民进城，打工；自然经济解体，农村的自然经济解体，农业当然还有，但是它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了，不再是靠自然条件吃饭了，它靠的是什么呢？依靠市场。它的种子、它的化肥、它的农药、它的技术，都要靠市场，靠科技。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靠的是什么呢？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年轻一代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任何一个年轻人，包括农村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首选的价值。我在农村没有发展前途，我要到城里去打工。几千年以来的农民不是这样的，能够平平安安地活一辈子就不错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他们的理想。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我们在座的就更不用说了，大学生，考虑的就是将来怎么发展，怎么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发挥自己的才能、才干，把自己可能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再用几千年的儒家道德来加以维系，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所以我们讲现代化绝对不可能只是经济、科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也是道德观的现代化，人生观的现代化，而且这个是更根本的。你要讲政治体制，乌干达搬用了美国的政治体制，现在打得一塌糊涂，它那些黑人当年都是从美国“寻根”寻到非洲去的，在那里按照美国的体制建立了他们的国家，但现在乱成一团，仍然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你要讲经济的发展，那经济的发展很繁荣的地方多得很，伊拉克从前是中东最繁荣的国家，现在是人间地狱。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人生观上，在道德观上，我们要做一个现代人。有了这个基础其他的都好解决，都可以发展起来，科学技术这方面不在话下，政治体制方面也可以培养出一批新型的法学家、律师。但是道德的现代化是最难的，它最重要，但是最难。有人认为我可以在道德上做一个古人，而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现代人，能不能做到这样？我把它叫做白日梦。你已经是个现代人，你又想在道德上做一个古人，那不是虚伪？ 所以现代化的道德我们要考虑，它既然不是传统道德，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道德呢？我认为应该是“小人之德”。我把“小人之德”跟“圣人之德”或者至少是“君子之德”相对立。君子小人之辨，这是儒家的一个主题。我们传统道德历来都是君子之德，圣人之德，要做君子，做圣人，王阳明讲“满街都是圣人”，就是从原则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圣人，但其实每个人都做不到，包括王阳明本人是不是圣人，都值得怀疑。所以我讲现代道德应该是小人之德，不是圣人之德也不是君子之德。小人已经被孔子骂得一塌糊涂了，学一点农业知识也叫做小人，不守三年父母之丧也叫小人，在儒家的眼睛里小人是不堪为的，是大丈夫所不屑的。但是今天我们应该为“小人”正名，每个人其实都是“小人”，每个现实中的人其实都是有限之人，按照西方观念来看人是有限的，人有他的限度，甚至基督教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人本性是恶的并不见得他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并不见得他就不能够使自己的道德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本性恶劣的人也可以有德。这些道德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是诚信，靠诚实劳动赚钱，当然你可以说他动机不纯，他只是为了得利，他的诚实是做给人家看的，他不卖假货最终无非是为了赚大钱嘛！但是你不要去追究他，人的内心谁能够追究啊？谁也不能算计到人的内心。而且这种“诛心之论”，儒家讲诛心之论，就是批评人家的内心动机，批评人家内心的一闪念，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你应该为他的内心留下余地，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就完全是为了赚钱呢？诚实劳动，诚信，中国人现在最缺的就是诚信。中国人现在走到外面去，外国人常常用一种防范的眼光看中国人。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现在已经成了最狡猾的、最不讲诚信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机关算尽，有空子就钻，没空子也要钻，什么时候就把你“忽悠”一下，然后“人间蒸发”。但实际上我们传统道德里面讲的就是一个“诚”字，“诚者天之道也”，儒家就讲这个。但为什么我们不诚？你讲得太多了，你把诚信当成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境界，当作圣人的德行，你要求人内心诚明洁净，纤尘不染，但恰好对人的外部行为没有标准，没有普遍适用的规范，认为那只是小节。你所要求的小人做不到，小人能够做到的你又没有给他规矩，一切都按内心的感觉来衡量，而感觉恰好又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一个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也可以自认为问心无愧。所以我们今天不如把调子放低一点，你的诚信体现在诚实劳动、合法地赚钱上，这就够了，你不要去追究人家的出发点，说他是为了赚钱，他为富不仁，动机不高尚等等，不要这样。就是诚实劳动，小人也可以做到，一个小人他算计，当然是为了自己发财而算计，但他能够做到诚实，这就不错。 再就是勤劳致富，如果一个人很勤劳，这也就够了，就是一种美德了。小人也很勤劳，他不需要有远大的理想，他就为了自己，自己的家庭儿女，起早贪黑，这就值得夸奖。这是小人之德，上升不到圣人。圣人可能像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也不屑于去学种田种菜的，那样的叫圣人；拼命勤劳致富的人当然是小人了，但是应该看作是道德的，懒惰、四体不勤才是最大的罪过。还有遵纪守法，敢于负责，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些都应当看作是一种道德。中国人历来缺乏这种道德，只不过是在别人看着的时候我遵纪守法，如果没人看见我能够违犯一下就违犯一下，没人看见嘛！不敢负责，做了坏事就逃之夭夭，开车撞了人如果没人看见，十有八九能逃逸就逃逸，反正没人看见，抓不到。小人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的话，他在这方面是敢于负责的，民间历来也有这样的先例，好汉做事好汉当，比许多读书人都要高尚。鲁迅的《一件小事》讲的就是这件事。但这种人往往得不到儒家道德的肯定，被视为“匹夫”。再就是个人奋斗，坚持自己个性自由，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小人他要把自己的自由上升到一种道德的时候，他的这种道德就有一种普遍性，他发现只有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他自己的自由才会得到尊重。当然他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那不必去管他，应该允许，这就是小人之德。你能够尊重人家的自由，那就是有道德的。至于传统的亲情孝道，裙带关系，走后门啊，贿赂啊，讲情面啊，礼尚往来啊，这些都是旧道德，甚至有的是不道德。有些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道德的，也只是第二位的，首要的道德是对自由的尊重，对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的尊重。凡是违背这一条的，在今天就是不道德的，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只有不违背这一条的才可以继续是道德的。 普遍自由的这条原则不是一条单纯内心的原则，而是有客观标准的可操作的原则，它的可操作性在就于“公正”或“公平”。你追求个人利益你也要让别人追求个人利益，不公平那就是不道德。中国传统道德没有这一条，不公平是正当的，不公平就是公平，等级制嘛！你能跟皇帝讲公平？那不是“反了天了”吗？你能跟当官的讲公平？你能跟你的父母讲公平？妻妾能跟老爷讲公平？中国人缺乏公平这种价值，这是有调查统计为根据的。公平在中国人的价值谱系中排在非常后的地位，中国人最重视的是诚实，我们说这个人很老实，这就是最起码的评价了。但是老实人很可能做很不公平的事，和稀泥的事。我们今天要把这种关系倒过来，因为一个人是否真正老实这是没法知道的，你不能钻到他心里面去，很可能他的老实只是他的一副面具，他和稀泥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这就是所谓“乡愿”或伪善。即使他真的是出于诚心，这也只是他的自我感觉，根据自我感觉来把握自己的内心是不可靠的。因为人在干一件不公平的事甚至干一件坏事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自欺的本能，使自己相信自己内心是“诚”的，我真心诚意地做这件坏事，我没有坏心。那些团干部“苦口婆心”地劝别人揭发“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罪行”，那些“红卫兵”凭着一股赤诚批判自己的父母、拷打自己的老师，中国人这种情况多得很。所以诚这个标准是不可操作的，它只是一种自我感觉，没有客观标准，因此你也不可以用这个标准去断言别人，包括断言自己。你用这种标准断言别人，那就是“诛心之论”。西方人认为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人的真心，你不是上帝，怎么能够断言别人的心呢？你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你知道你内心深处是怎么样的？有什么隐秘的动机？弗洛伊德讲人有潜意识。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要去“寻找自我”。什么叫“寻找自我”？我已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寻找？就是因为我虽然在这里，但同时又不在这里，而是“生活在别处”。我必须从我现在的样子去寻找它后面的根据，在我今后一系列的思想过程行为过程中去发现自己真正是什么样子。很可能有的人本来觉得自己很不错的，结果发现自己很坏；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认为自己很坏，后来却发现自己还不那么坏。所以人要认识自己必须有一个过程，不是说你现在二十几岁，有了自我意识了，你就可以凭自己的感觉，觉得自己还不错，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那是不够的。所以西方人给这种认识自我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就是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你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小人，然后再去改善自己，去寻求自己真正的善的本质，那是要经过自己努力的，不是你坐在这里一想，觉得问心无愧就行了的。 所以小人之德的基础，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理性。自由当然是自由意志，小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有他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都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他才能够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他就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义务。如果什么事都是别人要他干的，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都是不自由的，那他就不负责了。我听从上级的命令杀了人，那就可以不负责。小人之德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自由意志上，以便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们说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一种普遍的规范。为所欲为很可能今天是自愿的，明天就后悔了；或者他自己为所欲为，但不希望别人也这样干，这都不能成为普遍规范。你如果把自由意志当作普遍规范，那你就可以一方面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你会尊重他人同样的自由意志，那么这样一种自由就是法制下的自由，就有法了。你把它当作普遍规范，那它就成了“法”了。“法”是什么？前面讲了，法就是“理性的自由”。自由有理性，它就是法，民主、法制就是理性的自由。理性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感性冲动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你一时兴起，杀了一个人，明天你就坐到牢里了，后悔得不得了，当时就是一时冲动，那不叫自由嘛！真正的自由需要一种普遍的法则。法制不是圣人制定的，而是小人制定的。你请一个圣人来制定法制，圣人凭他自己对天道的体会，制定一个法律，给哪些人自由，不给哪些人自由，这就是人治了，而不是法制。我们看到像美国，澳大利亚，那些国家最开始都是一些小人啊，到美国去发财，淘金，那都是小人。澳大利亚是一个流放地，除了当地土人，都是些罪犯。结果他们在那里搞成了一个国家。那些人都是些小人，甚至是罪人，但是他们要建成一个法制的社会，好让大家都能得利，所以才把这个制度制定得那么民主。特别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人工制造出来的国家，那就是一些小人在那里制造。当然也有圣人，像华盛顿那样的圣人，但是他并不把自己当圣人，他建立了国家以后功成身退，人家要他当皇帝他不当，去种他的地去了，并不把自己当作满不得了，可以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他认为一个好的体制比一个好的领袖对国家重要得多。所以他认为这个国家就是小人之地，而且是为小人服务的，这就是民主。 那么民主的法制一旦制定，自己就必须遵守，必须服从。哪怕是罪犯，在没有犯罪以前，当初制定法律的时候也考虑过的，这个法律我同意，我投票通过的，那么我将来要受它的制约的。受它的制约不是受别人的制约，而是受我自己的制约，因为我参与了它的制定。这是通过理性很容易想得到的，既然你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你今后就必须遵守，今后你的行为如果违背了它，那么它对你的惩罚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处罚。所以西方法律思想里面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让罪犯受刑是对他的尊重，因为刑法是他自己制定的，让他服从他自己的刑法是尊重他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并不是别人把你抓住了，然后要把你处置一番，而是对于你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当然在这种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西方人经过好几代人的实践，把这一套法律变得十分的完备了，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有关“宪政”的书，可以看看。宪政的前提都是要尊重小人，要把小人、哪怕是罪犯都当人看。要把罪犯看作是自愿受刑的，因为他有理性，他知道这是犯法，他自愿犯法也自愿受刑。所以他的人格还在那里，罪犯也是人，要尊重他的人格，否则你就是不道德的。所以你要尊重每个小人，哪怕最没有价值的人，都要尊重他的隐私，不要搞诛心之论。我们以前动不动就把人的灵魂拿来“曝光”，“看看某某人的丑恶灵魂！”丑恶灵魂你是看得到的呀？灵魂你怎么看得到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现代化要求我们在道德观上改变传统的习惯性的眼光，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道德，我把它叫做“小人之德”。当然你也可以取别的名字，我主要是把它跟圣人之德和君子之德相对照而言的。世界上没有圣人，世界上都是小人，这个才是事实，才是真实的情况。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不可侵入的灵魂，但仍然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道德。达到这样一种道德观，一个民族才能进入到现代化。 最后我讲一下中国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这也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 三、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今天主要指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在今天对我们最有意义，至于巴基斯坦文 化、印度文化、刚果文化、伊拉克文化等等第三世界文化，虽然也是外来的，我们都不会见外，觉得都有点熟悉。最不熟悉的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几百年来成为了全球现代化思想之源。当然并不是因为西方人特别优秀，不是的。西方人只不过是早我们几百年而进入到了现代化而已，在人种方面他们并不比我们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他们更强一点，当然也有我们的弱点，我们不能搞民族沙文主义。所以现代化在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下的确它就是西方化，很多人想否定这一点，那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说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也可以搞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呢？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在文革时期已经搞过了，我们在上个世纪已经干过了，我们现在还能干出什么东西来呢？西方先我们几百年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是具有普适性的，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它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而是人性里面所发现的一套价值观念。当然西方化我这里是在特定意义上讲的，是在人生观、道德观上讲的现代化，至于西方人的其他的方面，比如说西方人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说话，一些生活习惯的细节等等，这些倒在其次，我们西方化不一定把这些东西都学过来，我们要学习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但恰好一百年来我们这一方面的收获很小，而且经常有误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些，对民主、科学、自由、法制等等，学得很不到家，倒是很多外表的东西，甚至一些不应该学的东西，我们趋之若骛，乃至于在这方面导致一种崇洋媚外。有些中国人你从外表一看，他比西方人还西方，但是你与他一交谈你往往会发现，他比中国人还中国。实际上完全没有脱出中国传统自古以来的那种文化心理，只是外表上像一个西方人。 有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一学西方就把自己的好东西都丢掉了。我并不否认中国文化里面是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好的东西曾经发出过灿烂的光辉，确实也是一些好东西，它使我们这个民族壮大，而且影响到周边的民族。不是好东西它能够影响别人吗？肯定有很多好东西。可是问题就在于最近一百多年以来，这些好东西已经变了质，变了味。正因为一百多年以前这些好东西变了质，才招来了西方人的侵略，因为你腐败了嘛！你已经腐化堕落了，所以西方人才敢于侵略你，敢于欺侮你。在西方人侵略我们之前我们已经腐败堕落了，所以才挨了打，落后就要挨打嘛，并不是因为他打你才把你打落后了。所以你把中国文化的堕落归结为西方文化的入侵，这是归结不上的。为什么堕落？因为太古老了嘛，两千多年了嘛！满清占据中国两百多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由于注入了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所以中华民族又有过一段时期的复兴。但是这种复兴并没有带来新的文化因子，只是加入了异民族的生气，而这种生气却沿用了旧文化的因子，所以只经过了两百多年，生气消耗完了，它又腐败了。肯定要腐败，因为它没有自我批判的传统，老是自己粉饰自己。所以再好的东西经过了几千年的这种不发展，也会要发霉、变质。正因为自己的东西已经不好了，所以我们才要学西方嘛。当年康有为他们上书，要求改革，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这一套东西已经不适应时代了，所以才要学西方。在当时中国这些好的东西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腐败了，好的东西它也可以腐败，并不是永远都是好的。 再一个，有人说，西方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好的东西，西方人自己现在已经把自己批得一塌糊涂了，后现代啊，反科学主义啊，反理性主义啊，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啊，西方人已经看到自己不行了，我们去学他们，我们不是捡他们的糟粕吗？特别是他们的现代价值，从文艺复兴以来，17、18世纪以来西方人所建立的那一套现代价值，在西方已经遭到了普遍的批判，已经体无完肤了，我们还去学它，那岂不是学了一些人家不要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到，西方人说自己不行，他的这种自我批判是他们历来的传统。西方人历来就是这样的，从来就说自己不行。凡是西方文化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正在上升的时代，就有一些人站出来说，我们不行，我们这些东西都腐败了，就要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比如说卢梭，卢梭的时代正是18世纪，是早期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嘛，他就写了一篇《论科学和艺术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的文章，这篇文章得了奖。他的结论是否定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发展起来的科学艺术，我们也可以译作“科学技术”，在当时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的顶峰时代，正在上升期，他却站出来说，科学艺术是败坏人心的啊，人类本来是好的，但是被自己搞糟了，整个文明的发展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退回到文明发展之前。他这个文章里面宣扬的就是这种观点，就是整个人类文明都是一场道德的堕落。他把这个文章寄给伏尔泰，伏尔泰的回信很简单，他说，读了你的文章，很感动，很欣赏；但是可惜的是，我现在早已经不会四脚着地爬行了。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退回到猿猴去了。这是卢梭，这是典型的否定自己的传统，否定自己的整个文化，因为当时欧洲整个文化就是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科学艺术发展了，就是道德堕落了，现代文明人不如原始人，原始人是最道德的。所以卢梭以后西方兴起了浪漫主义思潮，就是要回到原始，回到田园牧歌，回到古代，认为原始人比我们更有生命力。再就是尼采，大家都熟悉的。尼采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按照列宁说法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开始走向腐朽了，这就是20世纪初。尼采提出来要“重估一切价值”，所有的文明都是教人做奴才的，特别基督教道德是奴隶的道德，我们要重新加以评定，只有古希腊早期的人才是英雄，古希腊以后的人都是奴才的道德。这是尼采对西方全部文化的一种否定。还有很多，比如说斯宾格勒写了一本《西方的没落》，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西方人没落了，西方文化没有出路了。他们要找出路，到哪里找出路呢？到东方，甚至到原始民族部落里面去，寻求一点新鲜的东西。所以这是他们的传统，就是否定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发展、繁荣时期，他们否定得反而更加厉害。西方人这种否定自我的文化传统是很不得了的，是非常宝贵的，它可以使西方人奋起改变自己。它没有阻碍西方文化的发展，反而刺激了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是最典型的一个，预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要灭亡了，给资本主义社会敲响了丧钟，但是也就敲响了警钟。所以在马克思的激励之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近一百多年以来改了很多，他们居然活了下来，而且活得这么好，这里面有马克思的功劳啊！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不衰，他们非常感谢马克思，马克思把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揭示得那么深刻，使他们找到了一种办法来渡过这种难关。资本主义渡过了难关，到今天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时候，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过去了，他们已经找到对付它的办法了。所以资本主义也要感谢马克思，也要感谢尼采，也要感谢卢梭，就是这些人在给他们敲警钟。所以西方有人曾经给“人”作过一个定义：人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危机的动物。人时时刻刻都在危机之中，特别是今天，人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毁灭自己，比如核武器完全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多遍。但是有这样一些敲警钟的人，人类就活过来了。如果一旦没有人敲警钟了，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类就灭亡了。人类之所以能够活过来，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危机。这就是西方人的观点。就凭这一点，我们更应该学习西方。就因为他们说自己不行了，我们恰好更应该学他们。因为中国人恰好是反过来的，只有中国人从来都是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所以就凭这个我们就应该学他们，并不因为他们都说自己不好，那我们就不学他们了。如果因为我们历来都为自己唱赞歌，我们就必须来学我们自己的传统，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何况西方人一直到今天，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的基本价值观。虽然批判自己，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仍然没有想到要搞一场革命来彻底推翻他们的这种体制。他们说说而已，敲敲警钟而已，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价值，他们的自我批评只是为了改进他们的社会，而不是推翻这个社会。所以你说西方的东西过时了，其实并没有过时，我们今天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仍然支配着西方的主流社会，而且正是这些价值使得他们的社会今天还有他们的生命力。 另外还有人说，西方人也在向中国文化学习，如我们刚才讲的，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评价很低，而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评价反而很高，于是有的人就很得意了：西方人都很推崇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文化，那不是舍本求末、数典忘祖吗？这种说法只相当于三岁儿童的水平。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件玩具，本来觉得没有什么，已经玩腻了，哎，有另外一个小孩子要来抢他的，那就宝贝得不得了啦！人家都在学我们的，那我们自己还不应该宝贝一点吗？不是的。从道理上说，西方人学我们，我们就更应该学西方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吃亏了。人家把你的学去了，你又没有把人家的学来，你不是吃亏了？从事实上看，现在西方人既没有丢掉自己的好东西，又在努力把我们的好东西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弥补他们的不足；而我们既没有真正学到西方的好东西，自己的好东西却又由于固有的不足之处而日益丢失了。所以文化的互动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拼命去吸收新鲜血液，去学习其他民族的特长，一个文化才能健康发展。谁不学别人，固步自封，那么哪怕你有好东西，你守着，你也会把那些好东西糟蹋、败坏，使它完蛋。这就使西方人也没有好东西可学了。所以现在西方人也不学习我们现代中国人，他们要学的是中国古人。于是我们就造一些假古董给他们看，骗他们的钱。但是现在西方人也学聪明了，他们不要看假古董，要看真古董，要看没有经过“修复”的古董。可惜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被我们自己糟蹋了。所以我提出一种“双重标准论”，就是在文化的传播与学习中，西方要以非西方、包括中国文化为标准，而我们中国要以西方文化为标准，互相参考互相学习。所以我主张，你如果住在西方，你就应该以东方、以中国为标准，吸收我们东方的好的东西。美国文化就是这样，他们现在对于东方、对于异民族、甚至对于原始部落的少数民族特别感兴趣，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是新鲜血液，他们可以用来弥补他们那个文化的不足。那么反过来，我们要把学习西方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在这方面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会儿以东方为标准，一会儿以西方为标准，但是你要看对什么人。对于美国人，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到了美国，我们移居到美国，成了美国公民，那么我主张大家要大肆宣传儒家文化的好处，那可以弥补美国文化啊！但是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在国内，那就不要讲了，你要讲另外一套。事实上也是这样，很多人在国外就是鼓吹中国文化，回到国内就大骂传统，大讲西方文化的好处。实际上这是正常的，不要以为这是双重人格，或者是理论上不一致。实际上正好是一致的，在什么意义上是一致的呢？就在于任何民族都要吸收异民族的文化因素，所以双重标准其实是一重标准，就是你在哪个民族，你属于哪个国家的国民，你就要把异民族的文化吸收进来，以便于本民族的文化能够健康发展，这是同一个原则，当然在不同的处境就会有不同的运用。这才是我们说的“双赢”嘛！为什么马克思特别强调“交往”，人与人之间交往，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交往就是双赢的，就像做生意一样，我有的东西可以给你，你有的东西可以给我，我们两个都可以得利，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嘛。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双赢，如果不是互相取长补短，那就是两败，两败俱伤。中国人绝对不会因为学了西方就成为了西方人，我们的文化在那里，你不管怎么批判它还在那里，不但在那里，它还要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我们手里它还要发展。怎么发展？通过批判来发展。我提出“新批判主义”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一个文化的发展只有通过它的自我批判。西方文化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西方传统就是一种自我批判的文化，卢梭啊尼采啊都是这样，那么中国文化也应该这样。只有通过批判传统文化才能够真正发展中国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一条出路。否则的话只能是抱残守缺，你只能守住那一堆东西让它败坏下去。用什么来批判中国文化？一个是现实生活的发展，另外一个是西方文化的参照系。用这两点，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其实就是加以促进。好，我今天讲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 学生一：我想问邓老师一个问题：您说的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西方？ 答：首先我们要对现实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学习不是书本上的学习，也不是仅仅是思想上，看了西方的电影电视，文化艺术，引起的感想，这个学习的必要性是产生于现实，就是我们要了解今天的现实，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要接触社会。在座的有很多同学可能还在学校，还没有去接触社会，但是我们耳濡目染，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对现实的感受。这个学习应该是建立在现实感上的，不要架空。你架空了，不论是学习西方还是学习传统，你都是一种空的东西，不联系实际。那么当我们感觉到现实中间的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从现实中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因为传统文化解决不了。所以它是一种问题。那么带着这种问题，我们去读西方人的书，我们也许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用这种方式来学习西方文化，我觉得是效果最大的。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坐在书斋里面做学问，把西方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或者翻译过来，让中国人能够一般地了解了解，这当然也还是必要的，特别对于我们今天时代的发展是必要的。但真正的动力还是从现实中来的。所以我特别强调新批判主义不是仅仅按照外来的东西来骂中国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问题里面寻求解决的办法，寻求出路，这样才转向西方。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到西方去寻求救世之道，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在还在找别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谢谢！ 学生二：您刚才讲的非常强调理性，我想问你对非理性怎么看？另外我想问一下，现在很多人学习西方文化都是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去接受西方文化的，所以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都是“忘我”的，忘记了自己的主体性，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答：后面这个问题跟刚才讲的有些联系，就是你学西方不是一种单纯学者的立场，看看西方人说了一些什么话，这个在纯粹学者圈子里的学习效果是不大的，即算你学到了一些东西，你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外国的事情而已。而我强调的是你从现实出发，从人生的感受出发，从自己的生存处境出发，这就使你的学习有内容，有生命力，你就会有一种热情，你渴望获得一些东西。当你发现有些提法能够解决问题时候，你就会感到一种痛快。再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西方也有非理性的思潮，一般说西方传统中理性是一条主线，而非理性思潮是一条副线，当然这方面也很重要，没有这一方面你就不可能全面了解西方。但是这种非理性和我们东方的非理性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东方你要说理性嘛，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东方是以非理性为它的主线的，中国人是以实用、特别是政治实用为核心的，李泽厚说是一种“实用理性”，只要实用，我不管它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都要去做。所以东方的非理性和西方的非理性不一样，就在于这种地位不一样。西方的非理性始终处在理性的框架之下，所以它有它的不同的特点；而东方的非理性自古以来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今天还多半是这样，我们一讲就是强调人的情感，强调人的心性。理性这个东西中国人一般不太看重。非理性在中国是更带有全局性的东西。理性的逻辑推理只是附带的，甚至于你讲多了人家对你还有不好的看法，说你巧言善辩，“巧言令色”，那么你再说得头头是道，你说的话也值得怀疑。中国人相信一个人的话，主要在于看它是不是打动了我的情感，并不在于逻辑上是不是前后贯通。所以逻辑上是不是矛盾在中国人看来不是一个问题，逻辑上完全矛盾的，中国人也可能坦然接受。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来提倡就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总要有受益者嘛！否则你怎么能够“利人”呢？只能是损人而不利己。文革期间对立的两派各自都用一条毛主席语录来攻击对方，就没有一个人出来用逻辑的方法把毛主席语录拿来分析一番，当然那样做是要杀头的，问题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分析一番，而是每个人都觉得有人撑腰、理直气壮。当然一般说来，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的，西方的理性有它的非理性的根源，这就是自由，我们刚才讲了“自由的理性”和“理性的自由”，每一方少了对方都不能成立。自由意志就在于不能用理性把它必然地规定下来，规定下来就不是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本身又有它的自由规定，有它的一贯性，我今天自由明天还想自由，所以我就得把自由保持在今后也能够自由的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就不是外来的规定了，而是自由本身的自律。所以自由本身内在的有它的理性。而理性内在的又有它的非理性，比如说，你运用自己的理性，那是你的自由。康德讲运用自己的理性你要有勇气，有勇气，这就是理性中的自由，你不要受权威的束缚和恐吓，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和非理性相互有一种相通之处，当然也有相分裂的地方，相对立的地方。所以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往往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比如佛家中讲渐悟和顿悟，宋明的理学和心学，西方基督教的理性和信仰，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有这种对立的因素。但是骨子里头它们有一种辩证的关系。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我们就把握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或者中国文化的精髓。 学生三：我对西方的启蒙思想有一种基本的认同，但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尴尬的情况，比如说伊拉克问题，朝鲜问题，有的同学说伊拉克很糟糕，朝鲜很糟糕，但是另外有人就主张文化相对主义，说人家朝鲜好好的，过得很开心，你把民主强加给他，这对他们是一种残忍。我想就此请邓老师关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关系谈点看法。 答：这个问题，当然具体地你可以去揪他，如美国打伊拉克，该不该这样做，方法对不对，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情绪掺杂在里面，这些你都可以批评。但是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我们认为虽然美国打伊拉克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是反对的，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我觉得是对的。包括朝鲜，当然看起来无害，但是他整天在那里穷兵黩武，总想要挑起什么，这个就很危险。其实中国人也不希望朝鲜搞核武器，希望朝鲜半岛保持一种无核状态。因为谁知道呢，他手里一旦有了核武器，说不定一时兴起就给你扔一个，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美国当然也有核武器，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他打伊拉克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花大量的美元去研制精确制导炸弹。这个跟那些恐怖分子就大不相同，那些人就是要造成大量的伤亡，死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是军事人员还是无辜平民。所以如果不能消灭核武器的话，我们还是宁可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些“负责任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不想看到恐怖主义者或者恐怖主义温床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两个原则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愿意要哪个，一个是启蒙理性之上的原则，一个是前启蒙的原则，如宗教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比较能够接受欧美的启蒙理性原则，觉得这个原则还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和平环境，至少能够给和谈、对话提供一个基础。事实上大家也在这么做，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谈判虽然不断地为情绪化的东西所中断，双方打来打去，但大家都意识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靠谈判嘛，谈判就不能讲情感，要讲理性，不然谈个什么呢？大家都打下去死光了算了！但是还是有些老百姓他愿意活啊，他们不愿意像哈马斯那样。其实哈马斯已经不得人心了，阿巴斯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就是他代表了老百姓的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从哪里来？从原教旨主义那里是得不到的，只能够从西方价值那里找到。所以西方人他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没错，他是普世价值。不管你对他采取敌对态度还是友好态度，你将来你总要按照这样一条价值观来和他进行谈判，哪怕你是敌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这才叫公平，你要活别人也要活嘛！美国他也不是就占领了伊拉克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土，他还是让你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定了就走嘛。当然他有他的利益，我们不能太天真，但是大的原则他是对的。 学生四：邓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文化之间的互动，讲到美国宣扬儒家思想，然后到中国就批判传统文化。我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借助于方鸿渐这样一个形象，讽刺他在大学里面读不了什么课程，转了很多系，最后去留洋是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留洋的。但是钱钟书先生说，恰恰是学中文的学生留洋是最合适的，因为其他自然科学都是舶来品，已经都洋味扑鼻了，只有学中文的留洋才有助于文化的互动和交流。我想听听您对钱先生这种论调有什么看法，结合到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谢谢！ 答：这个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就是说中国人在国外能够干得出成绩、能够被美国人承认的，在美国造成大的影响的，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比如说杜维明啊，陈荣捷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美国也是教科书，几十年都是教科书，很有名。所以中国人到美国去、到西方去，这不失为一条成功的捷径。我们在其他方面很难说自己是世界一流，但是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嘛！林语堂写了《道家的女儿》，轰动一时，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他确实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填补西方文化的空缺，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显不出中国人的能耐，有取巧之嫌。例如陈康先生就认为，如果你只能到雅典去演武艺，到斯巴达去演悲剧，那个不算什么本事，因为雅典的武艺本来就不如斯巴达，而斯巴达的悲剧也不如雅典。他认为只有中国人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讲得让西方人口服心服，这才是中国人的能耐。陈康就是这样，陈康在西方讲亚里士多德，这个是西方人也承认的。他学了好几门外文，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文，他全学，这个是西方人也甘拜下风的，他的书西方人做学问也要引用的。所以他讲中国人要显真本事，要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让西方人服气。当然一般讲这是一种苛求了，我们一般人到了外国首先要谋生，你要当教授，要让别人不能取代你，谈何容易。所以一般的捷径就是到西方讲他们没有听过的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在新西兰开了一门课：“孝道”，那些讲英语的外国大学生趋之若骛，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人跟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是这样。他们是18岁就赶出门了，赶出门就不回来了，几年以后才来一封信。他们就是那样的社会，搞久了以后觉得很空虚，觉得家庭还是应该有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才好。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在西方很受欢迎。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当它走向一方面的发展了以后，它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它回过头来在以往的东西里面，在过去的东西里面，它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刚才讲的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就是中国人在西方讲西方文化不容易，西方人在中国要想讲中国文化也不容易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文化互动中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必现在就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超过西方人，但是我们将来也许可能做到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能够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讲进来，让西方人觉得我们的讲法不仅很专业，而且有新意。这样就有可能实现陈康所讲的理想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做得要“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恨”。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现在还只能到西方去卖中国的东西，回到中国则卖西方的东西，但这个理想还是应该有的。 谢谢大家！ 中西信仰观之辨 信仰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以及民族而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大问题。如今,我们的道德状况愈来愈令人担忧,愈来愈堕落到一种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理想, 甚至于没有道德底的状况之下。那么,作为一个拥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倘若失去了道德底线,失去了崇高,失去了理想,它的前途将走向何方? 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在交汇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摩擦。而摩擦的结果,必定会对现有的价值观念体系造成强烈的冲击。即使在西方,同样也存在着信仰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曾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信仰、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讨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 我们信仰哪里去了?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曾经有过人文精神,曾经有过信仰。固然,中国历来具有人文精神。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人文精神中的信仰成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是无果而终。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景况愈来愈不容乐观。针对这个现实问题,很多人就想恢复我们的信仰。有的人企图通过引进外来宗教的途径来解决;还有一股很重要的思潮,即想把传统儒学中的理想与追求———“同道精神”、“践履精神”等等,在今天恢复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仰的话,那么我们人文精神的失落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谈不上失落,而是要构建,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信仰。民间信仰在中国盛行了2000多年, 1949年以后由于民间信仰中的迷信成分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唯物论,因而民间信仰活动被视为迷信活动而受到严格控制。近20年来,各种民间信仰日趋活跃,求神拜佛等种种迷信活动也死灰复燃。中国人的信仰有着两大特色:其一,中国人的信仰中混杂着种种迷信;其二,中国人的信仰可以包容多种宗教。这是中国信仰的特点。当然,由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在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诸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民间信仰也具有上述特点。实际上,这种信仰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信仰是指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或者说是纯精神性的信仰。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中国人求神拜佛,就是希望神灵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已,并没有在精神上真正信奉和仰慕神灵。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并且以儒家为例证:中国历代士大夫崇尚的“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不是崇高的信仰吗?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许多人看作是中国士大夫崇高信仰的集中体现。但是必须指出,张载的这句名言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信仰,而只是一种信念。 信念与信仰不同。信仰是对世俗的超越,是对彼岸世界的纯精神对象的信服,纯精神层面的信仰不会随世俗生活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说基督教,它历经 2000多年,许多朝代、民族、种族都改变了,但是这种信仰没有变。它不会因为现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是超验的。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张载的那句名言显然体现不出信仰的特征。它是世俗的,不是超验的;它是对此岸世界现实生活的追求,不是对彼岸世界精神对象的向往。所以说,张载的名言只是表明了中国士大夫的某种信念而已,决非信仰。张载的“天地”、“生民”、“往圣”、“万世太平”等都是属于世俗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天理”,看似玄之又玄,其实并不是超越性的概念,而是世俗性的概念,它表明的是人类世俗生活中必须遵从的一种伦理规则。虽然“天道”、“天理”比之“仁”、“义”、“礼”、“智”、“信”等理念显得更为抽象,但是它仍属于信念的范畴,而不属于信仰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纯精神性的。信仰最终还是和宗教分不开。在宗教里面,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黑格尔将其划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 自然宗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迷信,崇拜自然界、大地山川、树木、石头,包括崇拜某个人,崇拜祖先等等。实用宗教要比自然宗教高一层次。在中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 在”。儒家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对世间事务的重视远远重于对鬼神的关注,对人生价值的展现高于对灵魂有无的探究,这种人本观念使中国人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此在古代中国虽然也讲神设教,但是一直未能像基督教在西方那样成为人们精神的主导支柱和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儒学有一个重要概念———“气”,另外一个是“理”的概念。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精神与物质不分。“气”原本是物质的东西,但通过翻阅汉语词典就会发现,凡是有“气”这个字眼或字词,大部分都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但它原来的意思不是表达精神性的东西,就是指空气、气体等实体。中国古代所说的“阴阳而气”,是一种物质性的概念,但是到了哲学领域又变成了精神性的概念。随着它变成精神性的概念之后,又与物质不分。我们讲气功,练气功的人就是要在气中体会出某种精神 境界,但这种境界不是凭思想可以想到的,要通过体会、觉悟才能达到。“气”从人的毛孔进入,又跟大自然的气相通。这股气在体内的任督二脉运行,运行到哪个地方,哪个部位都能指得出来。这完全是物质性的讲法。“理”的概念也是如此。理原本也是一个物质的概念,本来指玉石里的纹路、纹理,后来扩展为自然规律的意思,玉石中的纹理扩展为天理、天道、天的规律。这完全是物质的,但是,它跟人世间的道德、伦理这些精神性的东西又有关系。因此,儒家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称之为宗教,只能是介于自然宗教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之间的一个阶段。 在西方,比如古罗马的宗教,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随着罗马军团的开疆拓土,诸多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都成为了帝国的臣民,如埃及、不列颠、伊比里亚、日尔曼和叙利亚。这些地区固有的神灵崇拜开始在帝国内部流传开来。为了确保在这些地域统治的稳固性,罗马政府就将帝国各地的神灵全部搬进罗马,设一个万神殿,成为了一座集宗教信仰与政治象征于一身的不朽建筑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学说和古罗马宗教有个共同特点:它们的信仰与现实的利益考虑密不可分。儒家的士大夫们不可否认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认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拯救天底下的老百姓。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可以作出很大的牺牲。在这层意义上,他们确实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然而, 他们的使命在于拯救老百姓的肉体,而不是拯救老百姓的灵魂。古罗马的宗教虽然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但是它的神灵是分属于社会各行各业的。所以其偶像崇拜依然带着强烈的现实印记,在很多时候反映的是民心所向。因此,古罗马的宗教信仰归根结底依然还是一种没有与物质彻底划分界限的精神追求。 我们在这里着重要讨论的真正信仰是指那些超越物质性的超验层面的信仰,如黑格尔讲的自由宗教,又称绝对宗教。他将基督教归属于自由宗教,这个说法马克思是认可的。马克思把基督教称之为作为宗教的宗教,这个层次应该比前两个层次更高一些。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把精神和物质彻底区分开。如《圣经》所说的, 恺撒的归于恺撒,上帝的归于上帝。世俗国是属于恺撒的,是属于皇帝的国,由恺撒管;精神国是上帝的国,由精神来管。这与实用性的宗教完全不同。真正的宗教必须具有纯粹精神性的内容,如灵魂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灵魂的概念是与物质概念分不开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灵魂的概念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的,但也不完全如此。它不是纯物质的概念,而是介于精神与物质之间,是精神和物质混淆不分的一个概念。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应该是把两者明确划分开。当然也有人认为其实是划分不开的,因为不论是从科学角度讲,还是从中国传统的信念讲,都是无法清晰划分的。然而信仰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将精神和物质严格区分开来, 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基督教所采取的途径是把灵魂和世俗生活截然划分,认为人的肉体受之父母,但灵魂是上帝赋予的,属于上帝。这样一来,人就具有了一种相对封闭性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与世俗生活乃至与现实的人际关系都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内心的生活、内心的忏悔、内心的道德观、内心的自由意志以及内心的与上帝纯精神的交往等,这种内心世界是纯粹精神的。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是与外界、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是黏附的。孔子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仁”,仁义道德。“人者, 仁也”。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人就在关系之中,不存在封闭的内心世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隐私。中国人犯错误不是要惩罚他的错误,而是要惩罚他的心, 要“诛”掉他犯错误的责任、犯错误的心。这就是所谓的“诛心责任”。王阳明讲“破山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的传统政治依靠这种手段得以维持,人的心稳住了,礼法规范就稳住了。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总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哪怕是道德高尚的精神,如仁人志士的精神,也就是为天下人谋福祉,就像我们今天讲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一种真正的信仰,是能提高人的精神层次和自由水平,提高人的素质和人的创造力,使人能够超出动物式的生存。它是纯精神的,不因贫富、苦乐或世俗政权的更替而转移。但是到了我们这个物质生产比较发达的时代,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道德水准却滑坡了。这说明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它是随着我们的世俗生活问题而转移的。世俗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信仰也就随之动摇。 基督教为什么能被称为自由宗教呢? 它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跨越时代、朝代、地域乃至种族、阶级、地位等诸多障碍。它能够使人过上一种脱俗的精神生活。但是这种精神生活和儒家的精神修炼不同,儒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与天合为一体,自觉成为圣人,成为救世主了,就能凌驾于别人之上了。基督教的不同之处除了能给人以精神安慰以外,还能给予人以反省的力量,承担痛苦的力量。这一点在新教中体现最明显。许多新教徒将生活的苦难看作是上帝对自己的考验,他们要战胜这种痛苦,要成就一番事业,来证明上帝的荣耀。所以,基督教给人以承担痛苦的能力,有支撑作用,而不仅仅起到安慰的作用。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宗教,它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建立在个人灵魂的独立性之上的。当然,这种独立性是对于他人的灵魂而言的,在上帝面前他没有独立性。所以,基督教也表现出某种奴性。但是在世俗生活中,它表现为一种个性,个性的独立性,就是个体的灵魂都是独立的,互不相干。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我意识的宗教是建立在个体的独立意识之上。个体的独立意识包括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身的意识。基督教就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架构之上。当我把自己当对象看之后,看的自我与被看的自我,这两者之间层次是不同的。这看的自我最根本,被看的自我是被当成对象来看的,不是你的自我。真正自我是“看”,是“看着”。看是看不见自己的。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眼睛本身的,只能看得见别的东西。自我意识也是。自我意识看不见自己,它要看见自己,怎么办呢? 它要把自己推开,跳出来,再从更高的高度来看自己。所以,自我意识就是不断地跳出自己来反思自己,追求真我,寻求自我的真相。这种结构是无限的。从简单的形式逻辑可以推出来,一个人要真正把握这“看”,把握真正的自我意识,他只有不断后退,不断地退出自我,退到后面来看自己,再退到后面又来看自己。这样退到最后就是上帝。上帝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是自我意识结构本身所导致的一个终点。上帝有一双眼睛,他高高在上地看着我们。上帝是唯一的知人心者,我对自己是认识不清的,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得清。我对自己的认识必须不断地去寻求,但是我相信,最后有一个上帝,他是我的真我。所以西方人所说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自我意识的结构导致的一种异化状态,最后要有一个终点,来把握他自己,那就是上帝。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基督教之所以能称之为纯粹精神性的宗教,跟西方人这种个体灵魂的独立性,包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有极大的关系,或者说有本质的关系。基督徒不是信仰别的,他是信仰他自己,所以他虔诚。当然,这个自己是以异化的形态出现的,以上帝的形态出现的,但对他的灵魂而言却是最亲切的。 中国人是否具有真正的信仰?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发达,我们通常将其归罪于历史事实。 中国人相信物质的东西胜于精神的东西。即便是相信精神的东西,也必须是物质化了的精神,或者说有物质作根据的精神。天道、天理都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我们把西方的“逻各斯”翻译成“太初有道”,现在有人建议翻译成“太初有言”。因为逻各斯就是“言”,就是说话的意思,而“道”与现实的东西分不开,道,道路,与物质性的东西分不开。但是语言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之间就有一条界线。当然,语言也有物质的载体,比如说空气的振动,写在纸上要用到的纸。但是,基督教讲的逻各斯是抽象化的,它比通常的说话更高一层次。它并不是说上帝说希腊语、希伯来语、英语,或是其他什么语言,上帝只是把话语的意义启示出来,在每个人的内心里把意义启示出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嘴说话,上帝没有感官,他不用嘴说话,而是用启示。逻各斯代表一种纯精神性的东西。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就提出来:神圣的逻各斯。神圣的逻各斯就是“一”。按一般的说法,“一”有多种语言,但神的逻各斯就是“一”,是纯精神性的。任何语言里都有它, 但它又不是任何一种语言。西方的逻各斯与物质的东西完全划分开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逻各斯已经成了西方人独立的自我意识本身的一种尺度和法则,它是一种逻辑法则。自我意识的回溯必须要跳出自我,要不断往后跳。这在形式逻辑方面就形成一种悖论,即人永远也跳不出自我,但可以设定有一个终点。那个终点是高高在上的,称为真我。这里有逻各斯的思考在里面,有逻辑的推理在里面。后来中世纪专门分析这个问题,通过逻辑推出人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感到悲哀,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失落,应该说是发现了我们信仰的真相。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捡回我们的信仰,而是反思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实际上,我们的自我意识没有独立,更谈不上用逻辑的眼光去分析我们的自我,去跳出,不断地跳出。当然,中国也有反思的思想,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也讲 “慎独”,但这反思精神是一次性的,有个既定的标准,即用传统天道、天理,以三皇五帝传下来的那套法则来反思自己,看自己是不是符合,不符合就自我批评, 符合就继续做下去。这是一次性的,不能不断地跳出自我。这是中国人自我意识没有独立起来的明显体现:没有建立独立的内心的精神生活,也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需要。个人与群体是融合为一,不可分割的。天理、天道都是群体的法则,个人不能例外,亦不能跳出去;相反,个人必须用这套现成的法则来办事、来衡量。它是一套既定的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等等,从远古时代就这么传下来,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中国人从生下来就生活在这种群体关系之中,很难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所以,中国人在懂事之后,就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沉默在群体之中,比如说,他受到委屈和伤害,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找到安慰,或者说就能找到安慰,因为他没有更高的精神要求。西方人在群体中、家庭中可以得到保护,但寻求不到精神安慰。因为他们个体独立了,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与别人无关,在这方面,他们的痛苦和失败在群体中找不到安慰,必须寻求纯精神的上帝才能安慰他们。所以,中国人这种群体使人有一定的精神性,但这只是群体意义上的精神性,而且与群体的物质性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前面讲的,拯救老百姓的肉体,而不是老百姓的灵魂。这种群体的精神性不是灵魂,它是一种“气”,即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这是一种群体意识。天人意识其实是群体意识。天人未分、天人合一,其实是人我合一,人和人没有分开。一旦人和人分开,每个人的精神各不相同,那么天与人也就分开了。所以,中国人在群体关系中,他人就是我,我就是他人,宇宙就是我心,我心就是宇宙。 本书TXT版本是由八零电子书(txt80.com)会员整理编辑而成； 八零电子书：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 点它-->http://www.txt80.com立即入驻八零电子书社区。 中西艺术精神比较 今天的演讲主要是想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谈谈我对中西艺术精神的思考。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不仅仅局限在哲学、历史方面，还涉及审美意识和艺术方面的一些区别，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几乎是从根子上所不同的格局。但实际上人类都是相通的，哪怕是在文化上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的民族，原则上说也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这种了解是建立在比较之上的，我们要了解西方人和西方的文化，那么艺术和审美这个环节是不可或缺的。同样，西方要了解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古老的文化，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也必然要深入到我们文化心理的深处。所以，这种比较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互相之间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讲的“中西艺术精神比较”这个主题，我想分两个层次来讲。首先，我从哲学和美学这个层次来谈谈中西艺术精神的结构。中西艺术精神，我们通常是凭感觉来看待。比如国画和油画，我们通常凭感觉觉得其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但是这样一种精神气质，究竟区别何在？我们却说不清楚，我们只会说这是国画，用毛笔画的；那是油画，是用油彩和画布等画成的。诸如此类，我们可以从外部的使用材料或者技法作些比较。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反映了两种文化心理的内在区别，这个区别究竟何在？我想从这个方面进行一种比较深入的、层次较高的分析。 第二个层面就是从中西各个艺术门类分别比较它们的特色。中国的诗歌、美术、音乐、书法、戏剧、雕刻、建筑和西方相应的艺术门类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特色究竟何在。 我今天的演讲主要就是从以上两个层次来作些比较。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西艺术精神的结构。从结构上进行比较，通常搞艺术学或者研究美学的人不一定从这方面入手。但是如果不从这方面入手，你就只能够停留在技法、感受等外在方面，你就不能深入到两大民族精神文化的内在层面。中西艺术精神结构，我们从它们各自的艺术风格上，比如我刚才讲的油画和国画，还有其他的比如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等等这些方面，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不同的风格。就是说，中国艺术精神及其审美理想，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 温柔敦厚。”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以偏概全。除了“温柔敦厚”方面中国艺术里也有很多其他风格的，比如说还有“怒目金刚”式的。但是我这里指的主要是一种艺术理想。中国的一种最理想化的、达到最高理想境界的作品通常体现出“温柔敦厚”的艺术风格。那么西方艺术（主要是指古典艺术，即代表西方传统的艺术）的理想可以用黑格尔的描述来概括它：“静穆的哀伤。”“静穆”是安静，但是很肃穆的意思。西方的艺术是静穆里透露出一层淡淡的哀伤，这是西方古典艺术达到理想极致的一种风格。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中国艺术的“温柔敦厚”的内在结构是如何构成的。这个听起来很玄，一种直接的艺术感受如何通过哲学的方式将其中的逻辑结构分析出来，这个是很少有人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把一种风格拿到我们思想中来加以分析，当然通常感觉追根到底是不可分析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确切地把握它。 中国艺术“温柔敦厚”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儒家的层面，一个是道家的层面。儒家的层面可以说是动态的层面，儒家是主张入世、健动的，主张有所为。而道家主张虚静，是属于静观的层次。动静互补，儒道互补。中国艺术理想“温柔敦厚”里面就有一种儒道互补的结构，我们现在要具体分析，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儒家道家，一动一静，组成了中国艺术的“温柔敦厚”。那么这个“一动一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温柔敦厚”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心理中把个人融化于群体，或者说融化于自然的这样一种倾向。我们观看那些“温柔敦厚”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到的就是个体完全融化于群体或者自然之中，温情脉脉，有一种融化感。 这里，我想对“温柔敦厚”的“儒道互补”结构作一番分析。就是作为中国艺术的理想，它分为两个不同层面的态度。第一个层面是政教的态度，“温柔敦厚”有一种道德评价。你讲一件艺术品，比如一首诗“温柔敦厚”的话，里面包含着一种道德评价，是一种政教的态度。这是中国艺术精神自先秦以来一脉相承的态度，在中国艺术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其间贯穿着这样一种政教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乐通伦理”、“文以载道”。比如说《诗经?毛诗序》里对于诗歌的主题就有如此的界定：“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经》就是这样一种主题。孔子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意思就是说，《诗》三百篇的那种情感和情调都是“无邪”的，即在道德上是非常纯洁的。我们去阅读《诗经》，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虽然这其中也有些哀怨、矛盾、冲突，但总的来说其风格都是非常敦厚和温柔的。所以对于自然万物，中国艺术精神总是忘不了有一种道德评价。例如中国人在审美方面经常喜欢用玉来打比方，君子比德于玉。这种用玉来比喻，就是一种道德评价。中国人对自然界万物的评价之中，对于玉是最为珍视的。所谓“冰清玉洁”。中国很多人都把玉作为他的名称，比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凡是中国人的审美理想中都有一种把玉推崇到一种极高的境界的倾向。专门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研究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玉？其实，玉的价值算起来并不如钻石，西方人非常重视钻石。西方人对玉石的评价肯定不如钻石那么高，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却相反。中国人对于玉的评价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评价。中国人对于玉的崇拜也体现出来，对于自然界万物如花木、石头、山川等的评价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有一种道德评价。孔子“见大水必观”，对于大江、大海、大河，孔子是一定要去看的。他的这种“看”就是用一种道德的眼光去看。 这种思想在儒家是这样，在道家来说也是如此。玉在道教徒心目中也是具有很崇高的地位的，他们的头饰、腰带上都镶嵌着玉，只是道家对于“道”和“德”的理解和儒家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对于人的德性均是很看重的，而且把艺术看做是对人道德的一种熏陶方式，或者说看做一种做人（成人）的方式。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和乐都是最后导致成人的。中国有所谓“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画如其人”或者“字如其人 ”等等这样的说法，这些都包含有一种政教的态度在里面。就是诗歌、艺术、审美等都不是为了它本身，它本身是没有什么的，最主要的方面是可以通过这些东西使人获得一种修养，在人性方面获得一种丰满。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一种“静观”的态度。政教的态度是动态的，是“移风俗、美人伦、成教化”的，就是要培养人向善，把人熏陶为真正的君子。“静观”的态度表现在中国艺术标榜的那种理想：清高、脱俗、质朴、天真，中国艺术特别推崇这样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状态。例如《庄子》中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道家强调素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认为这是万物之本。佛家和道家在这方面是相同的，比如司空徒对于诗的赞誉“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等这样的描述，都是达到了美的极致。儒家也是这样，比较强调静观、强调内心平静且没有冲动，如孔子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还有“怨而不怒”。“乐而不淫”是说快乐但不放纵，“哀而不伤”是说悲哀而不到伤神的地步，“怨而不怒”指你埋怨可以，但是不要愤怒。强调要把握好“度”，“中庸”，“中和”，这是“温柔敦厚”的要求。你的情感表达是可以的，但是要求温柔敦厚。 所以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他们都是崇尚于“静”，强调内心的平静。以静为美，达到了它的极致就有它的表现。儒家的“静”是一种“温静”，这是从儒家的 “中和”的伦理观得出来的，认为美的极致就是一种“温静”；道家的“静”是一种“虚静”，这是从道家的“天道无为”的自然观得出来的；佛家从“空寂”的人生观得出来的“静”是一种“寂静”。我将其称为儒、道、佛的“三静”——温静、虚静和寂静。三家均体现出一种静观的态度，这种静观的态度和政教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和精神，这就是温柔敦厚。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也有偏离的。你说“怨而不怒”，有的人却发怒了，金刚怒目；你说“哀而不伤”，有的人却伤心欲绝；你说“乐而不淫”，有的人一快乐就得意忘形了。这些都存在，但是变来变去，它有一个核心的理想，就是“温柔敦厚”，就符合这样一个标准。总之，中国艺术精神“温柔敦厚”的结构就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教的态度，另外一个是静观的态度。 西方艺术精神，我们讲它是“静穆的哀伤”。当然这是黑格尔总结出来的，我觉得他总结得很好。“静穆的哀伤”里面也有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是尼采通过他的慧眼，通过他对于古希腊文明的追溯而发现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被称为狄俄尼索斯精神，狄俄尼索斯就是古希腊酒神的名字；“日神精神”就是阿波罗精神，阿波罗是古希腊的太阳神。这两种精神形成了古希腊艺术的理想：静穆的哀伤。如何形成的？我们接着就来分析一下。 “酒神精神”是动态的。酒神，很形象，喝过酒后狂歌乱舞，躁动不安了；“日神精神”是静态的，是梦幻式的，对比于酒神精神的醉态。“酒神精神”就是把自然纳入到人的个体里面。古希腊人在祭祀的时候要喝酒，喝过酒后就狂歌乱舞，冲破一切道德伦理对人的理性限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受到理性的限制，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都有规定。做事情都有它的限度和界限，但是喝醉了酒大家都能原谅。所以直到今天西方人一到狂欢节，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酒神精神，那就是打破一切限制，带上假面，改变形象，到处游行，装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形态。在古希腊他们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拥抱大自然、回归大自然，返回到他们本能的生命冲动。“酒神精神”状态经常也就是大群人在一起唱歌，干出种种平时人们不敢干的事情，所以酒神的形象是个半人半兽（羊人）的形象。在这里交织着群体的狂欢和个体的痛苦。群体的狂欢为什么是个体的痛苦呢？就是个体在日常情况下他要守住自己的个体，但是在那个打破一切伦理界限的时候，个体就解构了。任何人都可以侵犯任何人，个体就遭受到一种解构的痛苦。所以尼采讲在酒神精神中人们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群体的狂欢，回归到大自然。而且通过这样一种个体解构的痛苦，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个体。因为希腊人在日常生活之间本来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在酒神精神返回本能的时候他的个体意识遭到了解构，所引起的痛苦就是古希腊人的原始生命力所在。这是尼采早已揭示出来的，即酒神精神里面蕴含着古希腊人的本能和原始生命力。要摆脱痛苦，要从自然里超升出来，但是在返回自然的过程中间个体又遭到了解构。所以，希腊的个体意识，其痛苦应该是它的本能状态。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个体的时候，他本能的有种要摆脱痛苦的倾向。这种要摆脱痛苦的倾向就是其生命力所在，你要自己去追求某种东西，你可以追求也可以不追求。但是如果有一种本能的痛苦，你不追求还不行，他逼迫着你。所以尼采特别强调有痛苦人们就渴望着拯救，当你意识到个体意识的痛苦的时候，个体的痛苦会逼迫着你寻求某种拯救。我们说西方人的信仰和西方人的神是由于个体意识导致的，为什么？因为当人独立出来以后，他就意识到自己是孤立的和渺小的，他需要被拯救。相反，如果你在个体意识解构的时候，你不感到痛苦，那也就没有这种需要，你会到群体和自然界里面去寻求自己的安慰，也就没有宗教的需要。但是古希腊人在这种痛苦里面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个体，希望得到拯救，由此就呼唤出了一种日神精神。 第二个层次就是日神精神，日神精神就是对酒神精神造成的那种痛苦的拯救。日神精神尼采称之为梦的精神，这是两个层次，一个是醉的精神，一个是梦的精神。白日梦，梦是指太阳神给人以一种美丽的梦幻的表象。虽然是像做梦一样的虚幻的表象，但是它具有一种心理上的拯救作用。梦的原则实际上导致了古希腊人个性原则和个体意识的恢复，个体意识在酒神精神里面被解构了，但是它带来一种痛苦，也就带来一种生命冲动，要摆脱这种痛苦。这种冲动在日神精神里面得到了满足。就是说对于痛苦，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得到摆脱，但在梦幻状态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安慰，可以恢复自己对于自己个体的一种意识，甚至于可以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神性。人的有限性带来的痛苦在一种梦幻中被扬弃，感觉到自己和神实际上是一体的。我创造出一个个体的神的形象来，我与他认同，那个时候我的个体意识就恢复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阿波罗精神使人在一种梦幻状态中，在一种美丽形象中来解脱自己在酒神的投入到大自然之间所遭遇到的痛苦，而把自己的个性树立起来。把自己的个体从酒神的这种生命冲动中树立起来，使他具备了自己的定型，具备了自己一定的形象。古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个的形象，都是由阿波罗之神创造出来的，都是一些梦幻的形象。但是那些梦幻的形象都是古希腊人精神的一种体现，没有这样一种个体精神，希腊人就会退回到原始的自然宗教去。就是说在酒神精神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回归大自然的倾向，如果没有从这种痛苦里面产生阿波罗精神，那么他就跟东方（比如说中国）的原始自然宗教没有什么区别了。 中国人在回归大自然的时候，他不会感到痛苦，相反他会感到一种快乐。当我们中国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时候，感觉到怡然自得，就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沉醉于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美，而不是一种痛苦，那就是一种自然宗教了。但是希腊人完全不同。他们在大自然中，一方面有种回归到本性的狂欢，这点和东方有相通之处；但是，同时也感受到一种个体意识的痛苦，要从里面升华出阿波罗精神来。这是古希腊人艺术精神与中国人艺术精神很不相同的地方。他并没有丧失掉他的个体意识，而是使他的个体意识更加丰富了，建立起来了。如果没有阿波罗精神，个体意识是建立不起来的，人就融化到大自然里面去了。你开始的时候感到痛苦，久而久之，你习惯以后可能就感觉不到痛苦了，就感觉到很是怡然自得、天人合一了。但是希腊人始终做不到天人合一，因为他们的个体意识已经建立起来了。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希腊的悲剧。在希腊悲剧里面，个体具有神性。因为个体在希腊悲剧里面，由于是悲剧嘛，个体往往遭受到了毁灭，但是通过个体的毁灭上升为神。个体在肉体上遭受到了毁灭，但是在精神上它树立起来了。古希腊悲剧通过个体肉体上的毁灭，表现了个体精神上的崇高，这就是希腊悲剧精神的结构。 希腊的悲剧精神不仅仅表现在戏剧里面，而且也表现在造型艺术之中，特别是在希腊雕塑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希腊雕塑出来的一个个神的形象上面，包括男神和女神，还有人的形象上面，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展现出一种“静”美。酒神精神是动态的，而日神精神是静态的。雕塑摆在那里是静止的，但是它其中蕴涵着某种痛苦。雕像里面可以看出一种痛苦，就是黑格尔所谓的“静穆的哀伤”。为什么有种哀伤，因为它经历了某种痛苦，它才达到了这样的形象。经过阿波罗精神调和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而实现了这样一种静态的个性的形象，所以在这种静美里面包含了一种扬弃的痛苦。这是可以看出来的，内行人可以看出来，鉴赏家可以看出来的。希腊雕塑里面很多都是不描绘人物的眼神的。在剧烈的动作之中，他的面部表情是静止的。这是莱辛在评价古希腊雕塑时讲的，在剧烈的痛苦里面，在古希腊的“古典”时期，人物面部表情是静止的。到了“希腊化”时期，他们开始表现面部表情的神态了。这时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了。但是理想的古典时期的那些雕塑，面部是不动声色的，虽然他们的动作很剧烈。所以总的来说，这些雕塑体现出一种静美里面透露出一种哀伤的情调，透露出要摆脱痛苦的挣扎。 以上是西方艺术精神“静穆的哀伤”特点的两个层次，下面我们把这两种动静结构作一个比较。刚才我们分别讲述了中国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精神的结构，两种不同的结构都是各有一动一静的两个层面。首先从动态的层面来看，中国艺术精神里的动态是被动的，这点我们要认识到。《礼记?乐记》里说得很清楚：“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意思是说人的生性是安静的，虚静的，无为的。“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就是说人的这种欲望和冲动是由于“感于物”而动，也就是外来的事物感动了人、触动了人，人才动。如果没有外来的触动，人心本是静止的。外来的人物、自然万物，春夏秋冬四时，风霜雨雪都可以影响人。见物伤情、感物而落泪，人受到外物的感染才有一种冲动。而就他的本性来说，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我们讲“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性本来是安静的，但是“风不止”，风不断地在吹，所以树也不断地在动。“情动于中，故形之于声”，感于物动了以后表现为声音。“故形于声”意思是说你就说出来和唱出来吧，表现为音乐。但是最初是由于外在的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这样，才受到了推动。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动态的方面，实际上它是被动的。 中国艺术精神里也有一种酒神精神，比如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李白酒喝得越多，诗就做得越好，这也是一种酒神精神。但中国的酒神精神跟希腊的酒神精神不同，希腊的酒神精神是大群人在一起喝酒、集体狂欢、狂歌乱舞，中国的酒神精神是一个人独斟独饮，或者是两三个朋友对饮。所以，中国的酒神精神不是狂欢，而是一种摆脱烦恼，放大心胸，卸除束缚的办法，如孔夫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但是行为都是合乎规矩的。“率性之为道”，率性而为，但是又是按照天道在那里行动。中国道家虽然反对儒家，反对儒家的名教，反对做儒家的君子，主张做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但实际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写了篇《大人先生传》，反对做儒家的君子的理想人格，而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这就被看做是回归自然，“大人先生”是自然人，不是由礼教教化出来的人。所以“与天地为友”，是讲按照天地的自然本性去行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动态结构与儒家对人心的看法一样，还是被动的，它并不是主动地要干什么或执著于什么，最终达到的是一种虚静无为的超然心态。 相比之下，古希腊酒神精神里的动态是一种骚动，是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内在的冲动接近于魏晋时代的狂士。竹林七贤都是狂人、狂士，都是“狂狷之徒”、性格古怪的人。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有点像魏晋狂士的落拓不羁，不受礼教的局限和束缚；但是，并不像魏晋狂士的超脱和淡泊，不求名利。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是执著于他的生命冲动，表现为他的动作像着了魔一样，像喝醉了酒、中了邪一样，通过这种动作摆脱他的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痛苦。他跟魏晋名士不同，魏晋名士如竹林七贤们都是很自得的，有种“乐感意识”在里面。李泽厚先生曾讲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最早西方文化的罪感就体现在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祭上面。自我意识是一种“罪”，如何摆脱这种自我意识的痛苦？没有办法，只有通过这种剧烈的动作来摆脱。所以他们的那种动作带有某种主动追求的倾向，只有在日神中才能够得到调和。 下面我们再比较中西艺术精神里面“静”的这方面，刚才讲的是“动”的方面。那么“静”的方面，我们刚才讲的中国古代的“三静”——温静、虚静、寂静，它所带来的是一种个体意识的融化，在这种静态里个体意识感到被融化了。暖融融的，融化在群体之中，融化在大自然之中。所以他对大自然有种旷达的态度，对待人世有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常说世俗的东西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我们要超然一点，看得淡一点。在中国艺术精神里面也表现出这样一种静止的态度，使人达到一种超然和旷达。比如你去欣赏中国的文人画，就能够从中获得一种心旷神怡的心态和情调。 这是中国古人的静，那么古希腊艺术里也有静，“静穆的哀伤”。古希腊艺术的“静穆”不是个体意识的融化感，而是群体意识的凝聚感。古希腊也有群体意识，但这种群体意识是凝聚在个体形象之上的。比如说雕塑，每一座雕塑代表一个神，男神或者女神，一种精神凝聚在这个形象之上。神当然代表群体意识，代表一种抽象概念和普遍概念，但是他凝聚在个体的形象上面，给人一种震撼。古希腊的静不是完全融化掉了的，你看到艺术品时就有种震撼。虽然那些雕像在那里不做声，但是你一看到它就感觉到内心很震撼，有种神性的超越感。当你看到这座雕像的时候，你就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个“神”。不仅仅是因为他比一般的凡人要高大和美丽，而且从他的表面神态来看你会感觉出这不是凡人的神态。这是神的神态，但是又体现在人体身上，体现出人体有种神性的超越。 这种不同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以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自由感里面找到答案。中国人何时感到自由的呢？就是当我们把自己融合到自然界和社会关系中时，我们就感到自由了。老庄的自由感就是你和大自然合而为一，没有任何责任和负担，你就是大自然，大自然也就是你，你就感到自由了。所以它是个体意识的融化感。儒家就把个体融化在群体里面，融化了，你就感到自由了。孟子讲“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说你一个人快乐与和大家一起快乐，哪个更快乐呢？那当然是“与人乐乐”更乐了，大家一起快乐是最快乐的，一个人在那里快乐不算快乐。你把自己融化在群体里面，集体主义的快乐是最快乐的。在这个快乐里面，你的个体已经融化了，这种融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痛苦。像西方酒神精神，个人被解构的时候他还有种痛苦。但是中国人在群体里面他不会感到这种个体被融化了的痛苦，相反，他有一种欢乐。所谓“天伦之乐”，融化于家庭和家族之中，那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人的这种自由感也有个体意识，但是这种个体意识是通过融化在群体意识里面体现出来的。所以我把它称为“以无个性为最高的个性”。一个人完全没有个性就是最高的个性，他以群体的个性作为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就很大了，你把自己放大了，你把自己的“小我”放大成了“大我”。这个“大我”就是你的个性，你就是国家、群体、全民族、天道，以这些东西为你的个性。所以，尽管这样一种快乐经常表现为个人抒发的情感——我们讲中国艺术长于表现自己的情感，这跟西方艺术不同，西方古典艺术是模仿性的，而中国古典艺术是表现性的、抒情性的，中国艺术是表现个人的——但是所表现的个人是没有个人的，所谓“思无邪 ”。孔子总结《诗》三百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经》里面所表现的情感就是一种道德情感，是没有个人的邪念的非常温情的道德情感。所以它虽然强调个人表现，但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群体意识。你们去读杜甫的诗，它们都是在一个伤感的时代所抒发的个人感受，但是那样一种感受总是从国家、人民、天道这样一种宏大和崇高的个人立场所发出的感慨。因此，它导致一种“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内心是很平静的，没有个人的骚动。“宁静致远，淡泊明志 ”，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里体现出来的人生境界。 西方人的“静”是一种神性的永恒性。西方的雕塑为什么静止，为什么没有表情？我们从希腊雕塑中可以看出来，希腊雕塑是没有眼神的。当然也有人考证，当初他们也是用颜料画出雕塑的眼睛珠子来的。但是用颜料画出的眼睛珠子是没有神的，即使有眼睛珠子也是没有神的。这些雕塑埋在地下这么多年，上面的颜料已经脱落了，我们现在就看到希腊雕塑是没有眼睛珠子的。但是恰好是这样一种眼睛没有神的雕塑将希腊艺术本质的东西显露了出来。罗马的雕塑就不同于希腊的雕塑，罗马的雕塑是雕出眼睛珠子来的，比如说罗马皇帝恺撒大帝的像，已经开始有眼神了，这就已经开始偏离古希腊古典主义的趣味了，开始不仅强调描绘人的形体，而且强调描绘人的神态了。艺术史上的评价说，这时的艺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艺术本身是描绘形体的，在希腊人的模仿论的美学中强调这点。当你开始注重描绘神态的时候，它就开始偏离艺术本来的面目了。所以从罗马艺术过渡到基督教艺术，基督教艺术基本上已不描绘形体，只描绘眼神，就没有好的艺术了。你要讲纯粹神性的东西，就必然忽视形象。基督教年，艺术遭到了极大的限制，走向了衰落。中世纪艺术长期以来，人们对它评价不高。当然现在也有人把它翻出来说还是有它特色所在的，但是相对于古希腊艺术高峰，中世纪艺术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那么古希腊艺术要描绘神性的永恒性，要在肉体上表现出来，所以在个体的动作方面表现得非常紧张，着力于描绘个体紧张的动作。我们注意观察希腊神庙上的那些浮雕，那些马匹和战斗的场面、那些肌肉和形体的扭曲，均是动势斐然的，相当具有动感，甚至是扣人心弦的。他们很重视造型，哪怕是静止的雕像，如我们参观卢浮宫时必看的米罗的维纳斯，维纳斯是静态和安静的，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也要表现出她的动态，使她的形体呈现出S型转折。古希腊表现美女的时候总是要采用 S型的造型，但是这种运动放在雕刻里边只能表现那一瞬间。所以我们在希腊雕刻里都可以看出，它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定格”，就像放电影过程中的那一定格，你从那一瞬间定下来。这种定格表现出静态的形象实际上是在运动之中，但是因为又是表现神的形象，所以他的表情与神态是平静的。形体的运动和表情的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黑格尔总结的“静穆的哀伤”之中的“哀伤”就表现在这里。就是说神本来是永恒的，但是他又不得不受到肉体动作的限制。如果是肉体，就必须投入到动态的流变之中，但进入动态就有限。神的永恒性就体现在他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但是你的动作又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在神性里面透露出一种哀伤，即一种在肉体上受到限制的哀伤。神本是静态的，但是在雕像动作上表现出一种有限性。不过正是在这种哀伤里，又透出神性对动作实际是超然的，它是倾向于无限的，有种超然的、静止的、永恒的神态。古希腊“静穆的哀伤”就体现在此，“哀伤”体现出一种动态，对动态有一种不满和伤感，但是他又是静穆和永恒的。我们应当注意的，我们常举的古希腊艺术的代表就是雕塑，这也是西方古典艺术最杰出的代表。雕塑是古希腊艺术的中心，我们下面还会讲到的。 中西艺术两种不同的审美意识或艺术精神的结构，就是像上面所说的这样。我们在这里总结出它的审美意识的模式是可以用宗白华先生的两句话来概括。宗白华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了不起的美学大家，他完全凭其敏锐的感受，理论却不是很多。我认为其《美学散步》堪称经典之作，所以我这里面吸收了他很多东西。他把中西艺术精神归结为这样一种结构：中国艺术精神是一种空间意识的时间化，西方艺术的精神是时间意识的空间化。结合我们前面所讲的，空间意识我们可以理解为静态的方面。空间是静止的，时间是运动的、动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审美意识的结构看做是静态意识的动态化。本来是静态的，但是“感于物而动”，成为动态化了，放在时间中来处理和看待。西方是把动态凝聚在空间之中，本来是生动的、躁动的，但在空间中被定格、定位了。所以我们前面讲中国艺术有种个体意识的融化感，西方人的艺术有种群体意识的凝聚感。西方人群体意识凝聚在个体身上，固定下来了，所以空间化了。这点是很准确的，下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深入分析。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层面，即从中西艺术各个门类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各自的艺术精神。刚才我们是从美学和形而上的层面来看的，讲得比较抽象。现在我们就来谈些具体的。各个艺术门类它有不同的倾向，总的来看，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各个艺术门类，无论是诗歌、绘画、书法，还是其他艺术都有种倾向：音乐化。中国艺术带有音乐性，各门艺术都向音乐靠拢，就如宗白华先生所讲的“空间意识的时间化”，因为音乐是时间艺术。在中国，连空间艺术、造型艺术都被时间化了，这是中国艺术的特点。相反，西方艺术的各个门类有个特点：“时间意识的空间化”，也就集中体现在雕刻艺术上面。为什么要举雕刻艺术为例？因为雕刻艺术最能代表西方古典艺术的精神：时间意识的空间化。在动态中间，截取它的一瞬间定格，就把时间意识空间化了。雕塑是最具空间性的艺术，空间化体现在雕塑上面，一座雕像完成以后，将其放在那里，人们在欣赏的时候就能够体会其中的时间的凝聚感。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艺术门类。首先看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国的诗歌主要是抒情诗，我们知道中国没有像西方“荷马史诗”那样的史诗。我们中国的诗从《诗经》开始，到屈原的《离骚》以至后来的诗人们，基本上都是抒情诗的传统。而抒情诗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音乐性。最开始的诗就是音乐，它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是能够唱的，比如说《诗经》。《诗经》最初是伴随着歌唱和咏叹的，中国诗歌历来没有史诗的传统，因为中国历来历史与神话分离。中国最开始进入到文明的门槛的时候就把神话解构了，将其历史化了。史和诗也是相分的，因为神话本来带有诗性和诗意，你把历史和神话分开，你也就把历史和诗分开了。历史是没有诗意的，历史就是政治史，并不是神话。换句话说，在我们中国把神话历史化了。诗从历史分离出来以后，它就只具有了抒情的功能，从而失去了描绘历史的功能。所以，我们说中国没有史诗。 诗和音乐、声韵、音韵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典的抒情诗是音乐性的，它有声韵和音韵。《尚书》里就有这样的说法：“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尚书?舜典》）“诗言志”，是说诗歌是表达自己情感和志向的；“歌永言”是说把表达志向的诗用歌曲咏叹出来，说的话不能直白的、直接地去说，而要配上曲调将其咏叹出来；“声依永”是说咏叹得有声调，依据咏叹配上与其配合的声调；“律和声”是说声调有律，声调不是乱来的，是有声律的，所以中国对诗歌的音乐性是非常讲究的。中国古代有所谓“诗教”，用诗来教化人，我们讲伦理政教的态度，就是用诗来教化人；中国古代还有“乐教”，乐也是用来熏陶人的性情的，用来敦风化俗的。古代的诗教和乐教实际上是一体的，诗就是音乐。诗教就是乐教，本来就是这样的，是一种道德教化。所以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发自于你的情感，以礼义为标准，而不能超出这个标准之外。道德情感在《诗经》里面体现为一种教化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把《诗经》称为“道德情感的教科书”。我们下面要讲的古希腊人的“荷马史诗”被西方人看做“希腊人的百科全书”。古希腊人没有什么教育，他们的教育就是背诵“荷马史诗”。中国古代教育里面所谓“四书五经”中，《诗经》是必备的和必修课。这本书为什么成为“诗经”，就是因为它是诗的经典教科书。所以，《诗经》是“道德情感的教科书”。但是《诗经》实际上又是一种乐教，最开始的时候《诗经》是可以唱的。现在当然已经失传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唱，只能去读它。《诗经》最开始不但能唱，而且能够伴舞，可以用舞蹈表达出来。因此，中国在最早的时候诗、乐、舞是一体的。郭沫若先生曾经分析，中国古代“乐”这个字其实不仅仅指的是音乐，它既包括诗，也包括舞蹈。舞蹈被称为“乐舞”，就是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而且这个音乐的“乐”本来就是两种意思，《礼记?乐记》里讲“夫乐者，乐也”，音乐的“乐”就是快乐的“乐”，凡是使人快乐的我们都把它称为“乐”。比如说打猎、下棋这些民间的娱乐活动在古代都被称为“乐”。所以古代的“乐”是包含一切的，一切娱乐活动都具有音乐化的特点。我们为什么讲中国各门艺术有种音乐性、音乐化或向音乐靠拢的倾向？因为中国人认为音乐是使人快乐的，反过来凡是使人快乐的都可以包括在音乐里边。所以，实际上乐教比诗教更高，在古代乐教是最根本的。“乐通伦理”，音乐本身就是熏陶人的性情，使人能够变得道德。当然，它也可以使人变得堕落，孔子要“放郑声”，所以乐教就是通过排除淫乱之声和亡国之音来使人变得道德。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开端，乐是结尾。你要成人，从诗开始，经过礼的训练，在乐上面你才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教育。 但在音乐里面，中国人也有个特点，就是中国这种音乐性又离不开诗。我们研究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不同的地方，在于声乐占主导地位，唱功占主要地位，但是器乐并不发达。跟西方人相比，中国的器乐还处于比较原始的层次。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我们今天的器乐很多都是从远古时代传流下来的，比如古琴、古筝、笛子、箫。笛子可能还是传来的，二胡是从北方传给我们的，我们中国传统的乐器就只有两种：丝和竹，即管弦乐或称吹奏乐。当然还有编钟、磬等打击乐，用来伴奏，当然都是比较原始的。器乐在这方面没有向高层次和复杂的方面发展，都是用比较自然而然的丝、竹、石头、金属等简单的东西，没有很多技巧和工艺，直接拿过来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器乐方面，像西方人的一把小提琴如何如何贵重，一架钢琴如何如何贵重，而中国人很少说一个人的一支笛子如何如何贵重，一个人的二胡如何如何不得了，总的说来是不太重视的。中国重视的就是声乐。古代有种说法：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丝是用蚕的丝缫出来的，“丝”就是弦乐，“竹”就是管乐，弦乐不如管乐（笛子、箫），而管乐（笛子、箫）不如人的肉。“肉”指人用嗓子唱出来，古时候认为那是最高的。为什么呢？“渐进自然故也”，就是说只有人的声音是最自然的。丝代表的弦乐是不自然的，是人造出来的。笛子比较自然些，将竹子砍下来挖几个洞就可以了，但最自然的就是人的声音。 诗歌发展到后来就发展出所谓的戏曲。戏曲你到底是把它算做诗，还是算做音乐呢？当然我们现在通常更觉得它接近于诗，因为现在所留下的诸如关汉卿等的文学作品都是以文字的形式传下来的。戏曲可以在舞台上演出，但是其脚本却是文字。我们把它看做诗，但是这个诗是和曲离不开的，所以我们称其为戏曲。虽然戏曲要求演员演戏，但是在演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音乐。而在音乐之中，主要的又是人的唱。在戏曲中有几个要素：唱、念、做、打，这其中唱又是第一位的，其他音乐都是伴奏，主要是人的声音在唱。你在欣赏中国传统的戏曲的时候，主要是带耳朵去听。你不一定要去看，没有多少东西可看。当然，衣服可以看看。很多外国人喜欢看中国戏曲的原因是看这些演员的衣服、头饰，因为这些东西相当华丽、色彩鲜艳，当然他们是外行了。真正的内行是去“听戏”，中国人不说“看戏”，那是小孩子干的事情。老戏迷称为“听戏文”，戏文就是其中的诗。真正的票友是要闭着眼睛听的，跟着节奏打拍子，一板一眼，摇头晃脑，甚至还跟着哼唱一下。他们是带着耳朵，不带眼睛，他们是闭着眼睛的。（笑声）因此我们说中国戏曲的脚本是诗，灵魂是音乐，就是声乐。 谈谈金规则的三种模式 我今天和大家谈的题目涉及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全球伦理问题，“9?11”事件之后，学术界、老百姓对此谈论得更多，争论得也更多了。全球伦理现在是一个热点话题，但是我的文章并不是为了赶热点，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是准备在“全球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的。现在碰上“9?11”事件，发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我今天主要不是从具体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而是从学理方面谈全球伦理的问题。全球伦理在中国已经谈了好几年了，最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微妙变化，它更加突出的摆在人们面前。那么全球伦理如何可能？如果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1997年瑞士神学家提出金规则问题，全世界各大民族的伦理道德文献里几乎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伦理原则。后来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伦理大会称之为“金规则”。在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里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规则。不管是什么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这条规则都起了核心作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消极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更简洁，也更表达本质。金规则的积极表达方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我们要强调的是儒家、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都有金规则，它是一种最普遍的模式，我现在要对它进行分析，看它是否足以承担全球伦理，是否还有其他模式，它与其他模式是什么关系？尽管全球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规则，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原则显然是不一样的。既然全球有一条金规则，为什么现在文明冲突愈演愈烈？ “9?11”事件中，恐怖分子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遵守他们的道德的，但是它突破了人类道德底线。以前恐怖组织都敢于出来承担责任，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包括拉登）敢出来承担责任呢？这是因为它突破了道德底线，但它无疑是出于道德，是对它们民族的道德。 金规则分为三个层次的模式：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犹太教模式。 《论语》中，有人问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教里，有一个异教徒问拉比西勒：你能否把犹太教的所有律法在我单腿站立的时间内告诉我？西勒回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他所有教律都是对它的解释。进一步说：对待同胞的名誉、财产要跟对待自己的一样。儒家对这一思想的表达更具有概括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有了一定的普遍形式。 金规则第一个表达模式的特点是：具有一般原则形式，但是着眼点在内容，着眼于具体的东西，比如名誉、财产等，但是没有对这种形式进行深入思考。这种特点是金规则的第一个特点，它没有考虑到“己所不欲”的东西是否也是人家所“不欲”的东西，你“所欲”的东西是否就是别人“所欲”的东西。父母干涉子女的婚事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是父母所欲的未必是子女所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假定是大家“所欲”的东西是一样的，这个前提是未经思考的，也许你所要的恰好是人家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恕”也是一种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金规则的前提，但实际上未必这样。皇帝和奴才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金规则有一贯性，但不是逻辑上的一贯性而是想当然的事实上的一贯性。在金规则里，“己”是一个偶然事实，它是从我们所处的立场上说的，至于“己”是上智还是下愚，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作考虑，所以“己”没有概念上的统一性。孔子认为只要是人就要像仁者那样思考，所以金规则是与自己的身份、家庭、出身、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等纠缠在一起的，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以上我们讲了“己”，现在我们从“欲”的方面看。“欲”也不等于自由意志，而是欲望所追求的东西。所以这条金规则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上不能终身行之。孔子也不能终身行之。孔子认为，如果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应该隐瞒。孔子称这条原则为“直道”。这条原则推行开来恰好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在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孝道的同时，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孝道。这恰好是导致纷争的原则。所以孔子实际上并不能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终身行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自己的金规则，但至今打得你死我活。所以我们知道在一个群体内部，金规则有它自己的实用性，但是随着范围的扩大，它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小。 中国设立了父母官，当两个家族吵起来的时候，父母官就会劝解双方：你们各自要为大家庭着想。这样就调解了家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儒家孔子的贡献就在于把一个国家用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比如君臣、父子、夫妇。这样就建立了东方大帝国，如果没有外侵，在较长的时间里可以保持歌舞升平。阿拉伯人互相之间不团结，家族之间互相仇杀，忌妒、争吵、暗杀、恐怖活动不断。所以伦理只在狭窄范围内使用，它不能像儒家文化这样把忠孝结合起来，调节家族纷争，但是儒家也导致了专制。 中国虽然能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国家，但是超出了帝国也不适用，“非我族类，其心自异”。除非异族归附儒家文化，否则就不承认它是华夏民族。从岳飞的《满江红》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族对匈奴的排斥心理。 综上所述，全球伦理如果建立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基础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的理解不同。所以用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足以建立全球伦理。 二、基督教模式 基督教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它有更高层次的表达方式，在《马太福音》里说：“无论何事，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基督教模式强调的不再是何事，而是怎样的形式。这个“怎样”就突出金规则形式化的超越性。也许你所欲、人家不欲，也许你不欲、人家所欲，也许你所欲、人家也所欲，也许你不欲、人家也不欲。所以基督教更看重待人的方式而不是内容。如果别人不愿意，那么就不要立人、达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么不妨听之任之，而不要认为他错了。这些体现了基督教的宽容原则。我们刚才讲儒家的“恕道”也是宽容原则，但是孔子的宽容是建立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础上的，它不包括异类，只限于和自己同心同德同欲的人。至于跟敌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孔子有一条原则：“以直抱怨，以德报德”。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人家对你不好，你就要坚持原则，也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基督教的宽容原则和儒家的宽容原则相比大大的扩展了。基督教说“爱你的敌人”。基督教的宽容特别体现在对敌人的宽容上，对敌人的宽容才是真正的宽容。儒家的宽容摆脱不了世俗利益的考虑，“爱你的敌人”所宽容的对象要广泛得多，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你也可以宽容他。 基督教说“爱你的敌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它突出了一个“人”字，只要他是人，你就要爱他。这种“爱”不出于世俗利害考虑，而仅仅出于他是人。这种摆脱一切世俗概念的人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在他们之间等级是毫无意义的，抽象出赤裸裸的一般的纯粹的普遍的人的概念。这种“爱”不是功利地表达出来的，没有出于其他考虑。在中国很多道德高尚的人却突破不了世俗功利的考虑。他们做好事是为了将来无往不通，是为以后的飞黄腾达做好人际关系网和人情的准备。孔子把这种表面高尚而内心虚伪的人称为“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孔子虽然骂乡愿，但是他并没有把它与真正的君子区分开来。所以孔子自己的原则摆脱不了乡愿的嫌疑。哪怕你做了一辈子好事，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人家还是不知道。所以孔子的原则没有摆脱世俗的考虑。孔子也讲“爱人”，但它与“爱你的敌人”是不一样的。“爱你的敌人”要求的是：敌人打你的左脸，你就要把右脸伸给他；敌人剥你的上衣，你就要把衬衣也给他。“爱你的敌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爱你的邻人”。在中国人看来，“邻人”就是邻居，所以邻人是熟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邻人是陌生人，他和敌人有类似之处，那就是你和他都不熟悉。爱敌人和爱邻人有共同之处，是高层次的抽象的爱，不是凡人有的而是上帝给的，是神性的爱。耶稣基督的爱首先是把一切人都变成陌生人。《马太福音》里说：“我来不是让世人太平的，而是让世上动刀兵的。”这个话听起来很奇怪，耶稣怎么是这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散布纷争呢？耶稣的意思是要爱人，但要把人变成敌人。爱敌人才是真正纯粹的爱。这种爱不是来自世俗的关系，而是来自上帝。人与人之间并不互相依赖，人只依赖上帝。人只对上帝负责，没有上帝，人就四分五裂了。 在耶稣基督那里，人不是独立的，人被抽空，属于上帝。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宗教异化。人虽然在上帝面前不能独立，但人与人之间是互相独立的。一千多年来，耶稣基督就在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关怀和爱护都来自上帝，基督是近代培养独立人格的大学校。基督教化的功能是不可埋没的。 那么基督的模式是否可以成为全球伦理的模式呢？“爱你的敌人”看起来是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但是它存在一点局限，那就是爱你的敌人不是出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考，而是出于爱上帝。《马太福音》里说首先要爱上帝，然后才能爱你的敌人。基督教在世界宗教里扩展性最大，它的普世性惊人。但是它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以爱上帝为前提。当基督教碰到另一种非常执着的宗教时，它的前提就被推翻了。人家不会相信它的上帝。基督教在普世伦理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和它一样执着的宗教和信仰。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碰到根本不需要宗教的人怎么办？比如中国人。中国人不需要执着的宗教信仰，他们可以信佛、信禅宗。据说中国有三千万基督徒，他们是多大程度上的基督徒？这是可以打上问号的。中国的基督教是带着很浓重的中国特色的。所以综上所述，基督教虽然在形式上是普世伦理，但它作为金规则是有限制的。 三、康德的模式 康德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正式教会不承认他。黑格尔也是这种情况。康德曾受国王的谴责和质问，他在国王那里发誓以后不再涉及宗教问题。但是后来还是关注宗教问题的。康德对宗教的关注是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的。基督教认为康德从理性的角度谈宗教太过分了，康德却坚持认为理性先于信仰。他认为先有道德再有宗教，宗教不具有独立性。康德的金规则模式是道德律令或者是绝对命令。 道德律令是立足于实践理性的逻辑必然性的。“要紧紧按照你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规律的准则行动。”这条行动的准则就是实践理性法则。没有自相矛盾才能成为普遍准则。康德举例说：撒谎是否道德？如果把撒谎作为普遍律令，那么人人都说谎，谁也不信谁，那么也就没有谎言了，之所以会有谎言是因为还有人相信它。不说谎能否成为普遍律令？如果所有人都不说谎，那么大家可以普遍行之，所以它可以成为普遍律令。康德是从逻辑、理性的角度说明撒谎是不道德的，不撒谎是道德的。不是说说谎能带来坏处，不说谎能带来好处，而是因为不说谎不能贯彻到底。在康德的这条原则里，不谈他人，只谈你个人。前面两条金规则都讲到他人，而康德的金规则里不谈他人，只讲自己。康德认为最重要的是人和人自己身上的人性相和谐。人与人相和谐不是出于道德动机而是出于道德行为。所以这种道德还不算道德。只有和自己的人性相和谐才是真正的道德。如果一个人可以和自己的人性相协调，那么他还不能和别人相协调吗？康德强调人在执行道德命令时的独立性，是自己内心的命令而不是上帝的命令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命令。这就叫绝对命令。 康德绝对命令规则的三种不同变体和金规则三种形式一一对应，但是与前面两个形式相比，层次要高些。 1、“要这样行动：就是要使你的普遍行为准则成为普遍的自然律那样着眼于道德律的效果。” 自然规律是为了追求自然和谐，道德律是为了追求人类社会和谐。一切人要按照自然律和睦相处。它和儒家、基督教的金规则一致，着眼于所欲的东西，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眼于效果，只是康德的规则更为形式化，更强调个人的自主自觉。 金规则在康德这里着眼于效果，但是人与人性相和谐，仅从效果来看还不能说明问题。如果仅从效果来看，它和孔子所说的“乡愿”是没有差别的，仅仅诉诸个人内心感受，不能确定真正的动机。人与人性相和谐，不仅要看感受还要看动机。 2、“永远把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当作手段。”这里着眼于动机。在这个表达方式里，康德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行批判，他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俗语有漏洞。因为有些人既不想对他人行善，也不想别人对他行善。比如你遇到一个残疾人，你想帮他推一下轮椅，可是也许会大怒，认为你的行为是侮辱他的人格。有些人也许是因为不愿意报答你，所以愿意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他是一种受害，违背了他的意愿。康德认为：一般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常道德，但本身不可以成为道德概括，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原则本身需要实践理性的道德依据，这条金规则要建立在康德之上才能成立。 当你单独提出一句话，往往是国家的一项政治原则，它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这与基督教是吻合的。基督教全部教义的目的就在于救赎。救赎是以人为目的的。所以康德的第二种表达方式恰好与基督教吻合。耶稣基督以人为目的，但不是所有人都以人为目的，所有人都是以上帝为目的的。在基督教里，这条规则不是自律而是他律。这就显示出基督教的不足，也显示出金规则本身的不足，所以康德提出了第三个更高的表达模式。 3、“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最终会导致目的国。”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是意志自律，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立法，也是为所有人立法。康德反观以前一切道德都是失败的，因为都是他律。康德认为基督教当然也可以成为道德律，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还高度赞扬了基督教。但是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就基督教的形式看，不足以成为普世伦理。因为基督教是按照圣经解释道德，而不是按照道德解释圣经。康德要把道德建立在实践理性之上。以实践理性出发建立道德律，必然会导致宗教，这样宗教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根基的。 这是绝对命令的最高表达方式。为所欲为是不自由的状态，只在第一个自由上是自由的，以后接着就不自由了。能终身行之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动物只考虑眼前，人却可以考虑终身、普遍。人具有理性能力，要保持在自己最大自由就必须按照自由规律行事。它是自由本身的贯彻。康德的道德建立在逻辑理性之上，逻辑理性的前提是自由，把逻辑理性建立在自由上并运用于实践就成了自律，这就是道德。自由的自由就是自律，道德的基础是自由和理性。 从全球伦理看，儒教和犹太教最受限制，它受到血缘、种族、地域、信仰等等的限制，所以很难有共同理解。相比之下，基督教具有较大普世性，但受外来信仰约束。康德的模式受每个人自己的理性和自由约束，所以它最适合普世伦理。然而这种模式也是有缺陷的，因为虽然人人都具有理性，但理性并非在每个人心中占统治地位。理性占统治地位的人也有，比如一些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西方民主、法制比较发达的国家，理性也占统治地位；还有在某些特定的时代，比如科学理性时代。但是在以后，理性是否能够占统治地位就很难说了，后现代已经把理性摧毁得差不多了。康德模式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追求自由的，弗洛姆有一本书叫《逃避自由》，里面就写到有一些民族认为做奴隶才是自由。 康德能成为全球伦理的规则，但它未必实现。但是有这个规则和没有这个规则是不一样的。从现实层面看，康德的东西太抽象了，不具可操作性（大学生、研究生尚且不能完全理解，更何况普通百姓呢？），但它是一种理想，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理想了。综上所述，康德金规则的限制是（1）、理性未必在人性中占统治地位，（2）、这个规则是高度抽象的形式主义。很多人都对康德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舍勒提出了质料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认为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在这个境遇中也许是道德的，但在另一个境遇中也许就是不道德的。 无论是儒家还是基督教都是从外部来看道德，而康德则是从人性内部来看待道德的。康德对人性、对人的伦理道德的批判达到了更高的阶段。你可以批判康德的理论，但是你要站到更高的台阶上才能批判它。 我们以上讲的金规则的三个层次是有递归性的，其中康德是最有可能成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的。只有扩展到自由意志本身，只有扩展到自律的规律，才有可能做更深的探讨。 本书TXT版本是由八零电子书(txt80.com)会员整理编辑而成； 八零电子书：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 点它-->http://www.txt80.com立即入驻八零电子书社区。 收获人格的成长 严格说起来，中国的大学是个舶来品，中国“土生土长”的教育机构应该是国子监。西方的大学，其实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其目的是为了研究一般事物的本质。University一词，就是基于宗教中对宇宙间事物universal性质的探寻。“当时的大学，主要教一些语法、逻辑、修辞——与美学、艺术、文学有关、法律、医学——与人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神学”邓晓芒讲道，“其中，神学是统领大学精神的主要力量，这也是university不同于collage的地方，collage更注重的是专业的技术和技能。”所谓大学里对神学的研究，其实就是在广泛的意义上研究世界，一切研究都可以成为“上帝创造一切、上帝是万能的”这些基督教义的佐证，当时的大学独立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那么正真的大学精神是什么呢？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有过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大学精神应该是这样的吗？邓晓芒不完全赞同。“美国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大学——密歇根大学提出了这样的警训：一个大学如果不尽可能使学生能学到他喜欢的知识，达到他愿意达到的程度，就不配成为大学！”邓晓芒继续道，“所以，大学精神不仅在于大师，而是在于它无所不包，在于个人兴趣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在于每个人都能知道生活、享受生活、创造生活。” 中国大学：需要哲学这样的支柱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怎样的？可以说，中国的传统的社会教育灌输的思想就是读书做官，儒家就没有强调成人的问题，他们重视的是如何成为士大夫。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中国古代的“政教”，其实就是要把千差万别的人塑造成同一个模型。 近代大学的先驱，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说过他的大学理念：大学的目的和宗旨必须与终极知识，就是世界观教育相结合。对于西方宗教为支柱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美育代替宗教。其实，在儒家文化中就有美育观念，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种具有本土特色的大学理念就是让人体会到美，进一步有一种精神享受。希勒也说过：“不懂审美，不是成人！”美育确实是人格塑造中重要的一环。但是，王国维这位美学大师说不清楚的自杀，就与信仰的确实，找不到归属感有关，可见美育并不能完全解决西方宗教的信仰问题。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不妨以哲学代替宗教”邓晓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的初始研究，就是为了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信仰问题！”每个人都有哲学的一面，以哲学为大学支柱理念，也就是要把每个人哲学的一面发挥出来。这样问题就出现了——理工科如何发挥哲学的一面？“要是把所学当做一门技术，那么哪怕是学哲学，也不能上升到哲学的境界”他补充道，“只要全身心投入到学科里面，把生命、理想都放在里面，哪怕是理工科的研究，也会从中体会到哲学精神。”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起于惊异，终于信仰。”（其实宗教也是如此）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我们现在所谈的科学精神其实也是源于哲学精神。所以说，以哲学为大学支柱，不是要求人人学习哲学，而是了解哲学。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有一些科学技术，但是缺乏科学精神。《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发问过：“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科技发达，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有人说‘中国只是近代落后了’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邓晓芒解释道，“西方有科学精神，所以在技术上超过了我们，诺贝尔奖是讲给那些有着崇高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并不单独地以贡献大小评价。我们要学的就是他们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为自由而自由的精神。” 大学作业：人格塑造 “现在我们其实是一种功利主义教育，同学们经常有‘我如何能成功’一类的问题，市场上‘成功学’也是大行其道。”邓晓芒一阵见血的指出现代教育的弊端。 中国现在就是所有的学院都成为了大学，导致无法分辨什么是大学，另一方面，所有的大学都按照学院的标准来设置课程，用量化的标准衡量大学，以至出现大学越来越靠近中小学模式的现状。“这样的教育会带来两个后果：1.灌输知识2.行为刻板。以前这叫做又红又专，现在称为品学兼优！”台下笑成一片，他继续道，“现在的教育不能达到人格培养，中国的高中生的心理素质基本上停留在幼儿园阶段，但是观念已经老化——没什么可塑性了。”反观西方，18岁就要独立，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经历了正常的心理成长。子曰：三十而立，在中国传统观念里，30岁人格上才能自主，有的甚至终生不能塑造起人格，但人情世故却老练的惊人，把《三国演义》、《厚黑学》当做人生信条，其实，在人格上总是残缺的。“易中天讲的三国是容易使人变老的！”邓晓芒幽默地强调了社会上存在的观念过早老化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小孩烂熟于大人的人情世故，但是大人却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幼稚。所以在入学后，很多大学生压抑许久的天性易爆发出来，“恶补”玩，有时候一发不可收拾。“上大学就是要颠覆十几年的教育”他继续，“学什么？除了专业外，最主要的是学习成人。学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学。只要能求是、求实就能体会到学科之美。”大学，在这里有机会接触到人类几千年来的精神财富，也有机会受教于长期浸泡其中的的老师，体会到他们的境界！大学之大，在于大容量，不仅在于有大师，更在于能出大师，大师不会就是某人，是自由发展出来的，也是成长出来的，只要把人生、人格放进去就会成为大师。 “独立、成人、负责，大学学习后成为顶天立地的人！”邓晓芒教授在讲座最后说出了对新生的期冀！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网(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找好书，看好书，与大家分享好书，请加QQ群 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八零电子书 www.txt80.com